林毓生（左）、哈耶克（右）。

林毓生：社思委学生须完成“基本课程”，即由自己拟定、委员会同意的经典研读。此外，可选修校内任何课程。第一年开学不日，就与教授商定“基本课程”的书单，大约包括15、6部巨着，两年内读毕。内中不能有自己将来专业中的，不可拘于一曲，限于某科目，但要有包括哲学、宗教、史学、文学以及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著作。走出学科本位的局限，甚至“破学科”“无学科”，闳览无方，堂庑特大。希望献身哲学研究的学生，枕中鸿宝需包括文学、史学、宗教与社会学的原典。准备钻研史学的学生，需包括许多非史学的著作。朝于斯，夕于斯，濡染陶冶。

乱曰：每一时代的人们都可能发现，前代或前几代的思想家对自己时代所具有新的意义。读这些著作令人有仆伏景仰之感，照亮了我们的心智。原典中精微的深思与开广的观照，终生受用不尽，致使自己从函关之鸡中出列。“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哈耶克：蔚为鸿裁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是我特意叫您读的。一窥其麟爪，它主要告诉人们能不能承担自由。

汉代王充言：“博览古今者为通人。” 通人博洽周流，他们的存在代表着一种高贵的文化精神，对于保持和显示一个时代的文化高度，至为重要。不过，能博通者亦有其专精所在。毓生甘心苦节，专心一致，深耕穊种，将古、今、中、外牢笼胸襟，可能是汉语学术界接受西方自由主义与原典训练最为完整的，而这正是别人的不可及处。当得此言，而未遑多让。

既然已经敞开了话题，那就进一步展开，愿略陈固陋。委里教授们很多意见不一致，但翕然以为这些著作研精覃深，经得起时间考验，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折损其价值。其故何耶？它们是了解西方现代文化的基础，如溥博渊泉，每个时代都必须对其重新研究。尤重要者，当新作挑战经典的时候，它们不但不失色，相反会得到新义。经典不断地被咀嚼、重新地阐释，但从不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可以带来发现。

教授除了正式开课，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带领学生研读选定的原典，紧凑训练。一位教授与一个或两个学生约定时间，每一周或两周会面一次，切磨问题。有时每周需写一篇小文，每季则要交一篇较长的论文。博士资格考试是考核精读原典的情况，通过后可研究任何言之成理的题目。老师从不催促赶写论文。在这样的学境里，大家自然而然地养成“比慢”的习惯，娴雅从容，不以苦乐为意。有的竟伏案十几载写博士论文。终有出蓝之作，并成为“立地书橱”。今日有人评定“林先生身上有一种‘知识贵族’的傲气，无论是他的文字，还是他的为人，皆是如此。他一生的著述不多，因为他提倡‘比慢精神’，不是比谁的产量高，而是看是否有品质、有创见。”

兹宜特别一言者。除了正式开课、辅导经典阅读，我在每周三晚上举办对全校开放的讨论课。晚饭后来自各个学科和各个国家的人们赶到一间仿哥特式会议室，围坐在很大的椭圆形橡木桌前，对议自己抛出的涵盖多学科知识的话题，米盐博辩，明打明敲，抵瑕蹈隙，发皇耳目。一次请来物理学家费米、西拉特，古典文化艺术专家格伦，法国托马斯主义者西蒙，热衷于探究神学的经济学家奈特，后肆力于政治哲学等的货币理论家弗里德曼，喜欢哲学的考古学家布兰肯哈根等与谈者。齐会于此的论友皆一时之选，大咖如云，星光熠熠的名字。几大高手要当面较劲，自然是头条刷屏的大新闻。消息传开，师生闻风而动，接袂成帷。华人邹至庄也参与了这次言言精奥、多有发覆的活动。很怀念这种酣畅的镂铭人心的切磋，使大家饱享知识的阳光雨露。这是一所大学应该具有的精神空间。费孝通将这种切劘形式的佳会译为“席明纳”，中西格义，颇到位。大家同“席”论道，问题愈辩愈明，异见碰撞，观点互“纳”，同受启发。

 “诗无达诂，文无达诠。”2500年前，苏格拉底把不曾进行过批判和系统性思考的人，喻成工匠。

林毓生：弟子乃樗栎之材也，椎鲁无文，学识肤浅，有愧师门。在青灯古佛般的生活中，自己担心读书不精细，入宝山而空返，不够格当您的学生。

读书须有明师指引，可以免却许多无用之功。即便是天纵之才，也不例外。跟着乃孚读皮雷纳的作品，跟您读托克维尔、密尔的著作以及尊著《自由宪章》，咳唾成玉，示人以妙思睿见。令人不倦，可谓谆谆矣，如入芝兰之室。体验到一种热切的满足感，于我是金丹换骨的锻造，觉得天地为之豁然。

1963年阿伦特被聘为委员会教授。您回欧洲后，接着做我导师的正是她。一位内心很慈蔼的老太太，一头白发。头一堂课便被挤爆，换了两次教室。跟她恭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聆听了丰富的分析。有一桩逸事可以一说。她安排在每周六下午一点半上课。课间休息25分钟时，会打开一瓶法国红酒，请大家吃自己做的小点心。喝下午酒，是典型的欧洲风尚。

转谈传统问题。席尔斯不发凿空之论，关于传统与自由的关系的思想与您很接近，带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认识大突破。用一把“奥卡姆剃刀”对他的论说作个概括，即是“稳定的最佳保障就是有效地接受传统。”

哈耶克：您的成绩不错，除了一个B，其他全都是A。

思至此，对多树新义的席尔斯确需特加敬异。他的《传统与自由》一文和《论传统》一书今日似仍可读，有启发意义，可资一说。在他的文本中特为指出，自由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自由存活于秩序的背景中，而有益于自由的秩序由很多种类的传统在幽契地支撑着，体现于人们的偏好与记忆之中。当然，有些内容也可能是非自由的。鄙人承扬之，《自由宪章》条理出了这个结论，即一个自由社会之所以能够起有益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那些自由妊育、生长出来的制度。继言，假如对这些保障自由的制度没有真正的敬畏之情，那么便谈不上对自由的真正信仰，也不会使一个自由社会运作起来。传统背后的复杂因素，可能是任何人都无法全部理解的。以上解述，主要是想指出传统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至今，还让人类过得不错，且在历史长河中战胜了其他一些种群的很多规范。它是自由的朋友，摧毁之则可能招致极权主义，这一点足可深戒。谁能识吾之本怀？加尔布雷斯指责“传统观念”有巨大的惰性，是不对的。

在席尔斯的字里行间，力阐“含混性”是传统的一项重要特征，甚或是根本特征。但是，我们仍有一问：何以故？此间，实为深沉而难以遽答。试细绎之。

胥赖于两个不同的原因。首先，生活本身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一种包覆众多人口的大社会传统必须并蒂而生丰富性、含混性，才能适应生活与人性的多样性。传统的丰富性是传统具有一致性的前提，一个过于同质化的传统很难有自我维持的能力。例如，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认为，性别的出现是为了产生快速的基因重组，增加变异的发生，提高生物体对环境的适应度与生存率。其次，生活于同一传统下的人们对传统的认知图式各不相同，从而同一个传统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他更改结论如下：正是传统的含混性带来的意外之得，使传统内在地具有变迁的可能性，跳出窠臼，甚至能够生成自由。

林毓生：贤师谈霏玉屑，翩然成章。“含混性”范畴由史华慈教授首先声说，席尔斯移用到社会学分析，论证眉目清晰。他口灿莲花，现引一段在此，略取管窥之意。其如此措辞：“传统之中包括着某种东西，它会唤起人们改进传统的愿望。最卓越的伟人不停地在为‘更高’的真理、更大的清晰性和融贯性，以及更充分地表达知觉和想象而奋斗着……”也就是说，有些逸才意识到传统有某些不充分性、有缺陷，就付诸改进与完善传统的努力。恰如生物演化有累积效应，伯克将传统视作一个动态演化、历时变化过程，经不断试错与修正，用进废退地从长时段中得到的。

这种传统变迁，是您揆古察今，在鸿篇巨构《法律、立法与自由》第5章中阐述的“内在批评”型传统演进方式：正如在所有其他领域里那样，在法律领域中所取得的进步，也是通过我们在既有的思想系统内活动并努力施以一点一滴的修正或“内在的批评”，以使整个行为规则系统在内部更趋一致，同时也与生活世界更相符合，形成嵌合。对上述阐解，自感理有未安，妄以臆度。

哈耶克：援引和分析准确。接下来补说一点，即他们相与辨析的，正是借过这种不断改变细节而不是玉石俱焚的方式，文化传统才能成为一般性行为规则，于焉体现出某种常规性和具有现代性，才能够维续一个抽象的整体秩序而生生蕃息。我们并不能做到空诸依傍，总是要应用现有的材料，而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演进过程的产物。我们所希冀的探索，也只能在历史上形成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历史带来复杂精妙的影响。“古今一体”，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理之至明。由是而知，想砸烂一切传统而建立新的文化，或“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是粗暴的、徒滋弊窦的，也是很难实现的，这无需多赘。美国革命的宗旨并非改造世界，只是全面维护和尊重过去150多年的立约经验。开物成务，如斯而已。

奥克肖特是富有吸引力和原创性的思想家，我离开LSE不久，他接替拉斯基。知识理论，是多有歧见的一个学术领域。其却有别解，有所造述，足资考镜，嘉惠几代学人。他谨而答之，将亚里士多德的启发融注于对人类知识的考辨深处，可谓殷殷心血。约言之，人类活动包括科学和艺术在内，含有两种知识，即技术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前者是一种用规则、原则、指令、准则等表述的命题性知识，后者为一种习惯性的或传统的行事方式，用行动和实践来表达的知识。前者是衍生的，后者是原始的，后者优先于前者。这位哲学家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中，对传统变迁也有类似推论。当我读至下面这段话时，深引为同感：“因为它不能取别的形式，所以它所取的形式，是通过探讨和追求在这些传统中暗示的东西而对现存的安排所做的改进。”而追求“暗示”所推动的传统变迁，有可能使传统为自己扩展出更大空间。

林毓生：学犹殖也，不殖将落。惊才绝艳的迈克尔·波兰尼多次到芝大“传法”。一次，在社思委讲过两个月的课。我怀着“待晓堂前拜舅姑”的心态，到其办公室聊过几回，亲聆謦欬，得以开晓。他深具造诣，将知识划分为不能表述的默会知识与可言说的显性知识。兹不备论。

趾美尊师的灼见谠论，“创造性转化”也可剖辩为“未曾明言”与“明言”两类。“明言”不能取代“未曾明言”。分析此中经纬，“未曾明言”的“创造性转化”，主要是文化的自发变迁或指具体实践。“明言”的“创造性转化”，主要指自觉性理论工作。理论工作不能取代实践，它的用处是使人们更能确认工作的导向，避免或减少无谓消耗与浪费。

“创造性转化”运用得好，很可能会提供像韦伯尝言的“铁路上的扳道夫”功能和曼所云之“铺轨”作用。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是对未来最好的准备。不要等到历史朝着这个方向演进的时候，因发现无路可寻而走到岔路上。能深究愚衷乎？

哈耶克：思考这些问题，是对自己最好的馈赠。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您两次提及乃师殷海光，并买了新上梓的《自由宪章》让我签名，寄予他。拙撰和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成为其案头书，不时展读。殷译《通往奴役之路》于1965年9月出版单行本，大部分畅达而准确，不过不是足本。当书中论点与自己的聚焦没有直接关系的地方，越过而未译。有的地方只是意译，最后五章则未译。将名字译为“海耶克”，书名译为《到奴役之路》，台湾学术界沿用至今。

1965年，按与您的夙约，首次薄游台湾，快心畅意。殷先生到台大来听演讲，并承蒙枉顾，晤面于圆山饭店。与他大有谈头，深感投机淋漓，一见相契如旧识。在台湾能和我谈经济学的可找出3、5人，但能“上下其议论”，交流哲学和社会思想、可供谈助者少之又少。翌年二访时，甚思一晤。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先生发了请柬，但殷先生不克前来，令自己“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向人打听，了然旧游处境不好，心窃忧之，更想省视。台大历史系主任许倬云先生趋其府上，说哈耶克先生在今天座谈会上几次问到你，很想与你谈谈，能否与他见面？殷先生问了下榻处——台北统一饭店，然遗憾地告白特务机关阻挠其参会的情况。诚可为酸鼻。

林毓生：殷先生有幸亲睹您的“雅人深致”。见面情况，他在来鸿中记述很详细。有几部书欲读而不得，您拟赠送作品，掏出卡片让他写上地址，表示一回国就寄。可在离台前夜便邮来新作“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附言：“我发现这篇文章在身边，你对它可能感到兴趣。其他的将从弗莱堡寄给你。能与你一聚，真是乐事。”当殷先生每次提及“自由”一词，您的欢快之情溢于颜表，誉您是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很宅心，来谕时常出现褒扬您的文字，深自款服，观点渐渐疏离罗素。有次说若迟生20年，也要到芝大求学。6岁女公子也深铭于怀，知道您的大名。

在台大时上的历史课很少，反而上殷先生的课多。寒假每周去看他一次，谈学问。殷先生撰写大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主题是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变迁问题，引用了不少您的思想。他以真诚的生命投入思索的工作，坚持正见，不仅是思想敏锐的学问家，而且是风骨嶙峋的批评家。让我从美国代购不少书，可惜没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我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完成博士后研究那一年，他大雅云亡。李敖是非分明，台湾名人中只有胡适、殷海光两位不骂。李敖对恩师殷海光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他的成就在于做启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现建有“殷海光档案”。

哈耶克：出蓝而胜蓝，后出转精。我们这里就暂时脱离正题，容我引进一些轶事。殷海光1944年参军，全国第一个从军的研究生，开始时就配属炮营。后经金岳霖教授的帮助，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今日与您互通款曲之前，征诸LSE校友数据库，得悉金先生于1914年考取官费赴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商业，引不起兴趣，转学政治。1920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翌年游学欧洲。在LSE听课时被休谟等深深吸引，继而专力于哲学研究。

事已历远。一战时鄙人不躲卸，为通讯官。一次，团长命令我带小分队上前线支援炮兵团。前面谈及的埃利亚斯做过通讯兵，米塞斯做过炮兵长官。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在西线做过榴弹炮的瞄准手，重伤后动了7次手术，才使骨骼一定程度上恢复功能。身残使他因祸得福，旁听大学课程。韦伯一度任海德堡军队医院的负责人。维特根斯坦在战壕里身披厚厚的军大衣，蹲坐在木箱上，写下《逻辑哲学论》初稿。他跟我一样，有随身携带笔记本或卡片的惯习。

林毓生：西南联大时，殷先生聆听王宪钧教授授业。王先生的祖父是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研究者王懿荣，曾是您母校维也纳大学哥德尔“集合论公理体系”课程唯一正式注册的学生，中国著名数理逻辑学家，胸中藏锦绣。至若被誉为中国有史以来唯一对哲学做过深刻贡献的学者——王浩，是金先生和王宪钧先生的弟子，曾与哥德尔在普林斯顿一起密切交流。

到芝加哥后口体之奉捉襟见肘，课余忧急地出去打杂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芮玛丽还要我去耶鲁教中文，并且去训练空军的语言。师尊不仅传道受业解惑，而且待我以忘年之谊，挂念鄙况，披心相付，涕零如雨。6年的研究生生涯，除了其中一年的奖学金是由芝大研究院提供外，其余5年连续获得专属由您推荐的两个基金的奖学金，得以安心学习。别的同学只拿到2400美元，我可以领等于助教授薪水的6000美元，可以常常吃牛排。弟子怀挟纩之思，感投醪之醉。人与人之间的感通，诚可贵矣！

哈耶克：贵国韩愈曰：“师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救人救彻，为人师者之天职，与有责焉。昔年蒋硕杰在LSE攻博，我也以驰驱之力帮其解决了“阿堵物”问题，使打工的压力和疲惫都荡涤一空。您的师兄许倬云，是依靠胡适先生拉来的赞助。

这里说一椿逸事，几句闲话花絮。在维也纳学完法学之后，我期望在德国的某所大学呆上一年，但通胀使得父亲无足够赀财。1923年3月到1924年5月去美国游学，生活是人们所能想像的最贫穷的了。由于嚢钱有限，为了节省川资，赴美前没有拍电报知会对方。抵纽约时，盘费罄竭。兜里只剩下25美元，饔餐綦艰，脸上掠过一丝不安，意态萧然。午餐后不知谁匆遽间把5美元偷偷塞进香烟盒交给我，谦让未遑。难中得助，用这些钱挨过两周。艰难竭蹶、四顾茫然之际，邀我赴美的扬克斯教授来电，让我做研究助手，才解了窘况。

不好意思的，要数一件糗事。今日讲出来，以资笑端也。束装返国时，盘川仍不足。虽没纳履决踵，但足衣——两双袜子——都破了。启行之际，只好套着穿，借以遮掩，真可发一噱。这让自己忖到了二战时费正清教授离开昆明、临上飞机前，脱下袜子留给西南联大的朋友事。

林毓生：“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不妨把人师界定得宽泛一些，将道德人格与学术个性都予以纳入。

我这一切之所以可能，皆由于您长期支持之所赐，首尾不懈之呵护，一点都不谬赞。深仁厚泽，齿德俱尊，梅品竹心，大方无隅，终生不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收束自己，言尽于此。

哈耶克：“既见君子，云胡不瘳。”后会难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