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左）、哈耶克（右）。

林毓生（1934-2022）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赴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师从哈耶克，获哲学博士学位，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思想史著名学者。

哈耶克（1899-1992）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和政治学博士，执教于维也纳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以下简称“LSE”）、芝加哥大学、弗莱堡大学等，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

2022年初春，林毓生梦回素所响慕的维也纳。一条冷清的街道，几棵大树迎风而立。头顶，灿烂的繁星在微笑。不远处的咖啡屋，坐着一位须发皆白、戴黑边眼镜的老人。毓生发足奔过去，“哈耶克先生，好！”老者示意坐下。于是，两人班荆道旧，剪烛西窗，移晷忘倦，以存实故。

林毓生：岁月掷人，忽然有了“今夕是何年”的恍惚，使我闪回那个年代。

您是中国梁启超先生所云“可以作时代或学问中心”的大人物。62年前是吾师，今日仍然是吾师。“各在天一涯”，望风怀想，一直知感不尽。

哈耶克：略有小就而已，滥竽自耻。星移斗转，人生忽如寄，往事成鸿雪。友生来之前，鄙人待在自己的回忆中。

在所知道的各国语言中,只有汉语把“师”与“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我和您“谊在师友之间”，不必虚费客套。您是1960年来芝大的，时年26岁。一晃眼，几十年如斯而逝，可谓“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但当日的情景，可真切地搬演故事，至今鲜明如昨。

林毓生：记忆真好。这次见面，除了感情上满足了多年的愿望、以慰羹墙之思外，最重要的预期收获是可以讨论把彼此间的生命关联起来的人和事。

述往怀人，来芝大读书，由一些机缘促成。学生原籍山东黄县，生于沈阳，7岁时移居北平，14岁随家人迁入台湾。1954年到1958年，在台大念书。入学时，逻辑课老师殷海光正在译《通往奴役之路》。看到杂志连载，身感明目益睛，想读原著。其时外汇管制，买外文书须通过有外汇配额的书店。于是，用一篇罗素文章译稿所得的酬劳，订购原版，以为是对首个润笔的最好纪念。读后感到深刻周至，罗素跟您不能比，自此成为自己的“爱豆”。本人在北平时就读于北师大附小和附中，它们是全国最好的学校。读最好的书、最难的书，做最重要的事，成为自己的深愿。此际，一个高举远慕的念想袭上心头：如果能跟这位才高学富、留下名山事业的浚哲式思想家读书，不是一件很美妙的事吗？没想到几年后，内因与外缘相互作用，得偿入泮芝大之所愿，殊感欣喜。

中间的过程比较曲折，遇到好几位贵人，尤其幸见芝大历史系唐纳德·拉赫教授。他来台大讲学，因为用英文，学生怯于去听。本人的英文还行，系主任派助教找到我和一位女同学，代表历史系去上课。一个40多个座位的教室，只有两个学生。他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危坐着，努力做笔记，下课后抠衣趋隅，不敢与之交流。呈交大考答卷时，不避冒昧，鼓足勇气问是否可以谈谈。按照约定时间到招待所，洞洞属属然，说最大的梦想是台大毕业、接受预备军官训练后，做贵校社会思想委员会哈耶克教授的研究生，能否在将来办理申请手续时写推荐信？他说已看过考卷，成绩非常好，不仅要写，而且要极力推荐。特达顾遇，一片爱护青年人的热忱。

哈耶克：“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贵国白居易讲“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但他慧眼识俊。这是一殊胜的因缘，特殊的投契。现在，让我们回转到缅想驰念的更远年头。

哈钦斯是美国最有名的大学校长之一，30岁不到就出掌芝大，任期从1929年到1951年，有独特的办学理念。芝大彼时为全美橄榄球的常年冠军，他上任后说大学搞什么体育，解散了橄榄球队，从此芝大体育一蹶不振。审量崇尚专门之学的学术风会和偏枯狭隘之时弊，大倡跨学科研究，为学生提供走学术道路的机会。敏思的经济史专家乃孚也对学科教育痛感狭窄，执志甚坚。1942年，乃孚在哈钦斯、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经济学家奈特等人的支持下创办隶属社会科学研究学院的文明研究委员会，后改名社会思想委员会，培养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生。乃孚在1946年至1964年间，受任主席。每年申请者望风遥集，大概超过120人。可录取率非常低，一次招收的学生不超过13名。目今可能更少。鼓笥踵堂者，都是非常好的学生。记得我在时只有25个学生。所以，彼此关系很亲近。除了社思委这个弥纶群言的“少林寺”，芝大还有不少名为“委员会”而实际上是独立学系的机构，声光灿然。

念人忆事，与芝大的联系始于1930年代，是时在LSE工作。经济系主任罗宾斯推崇芝大奈特和维纳的著作，请他们来授课。因之，熟稔他们的思想并建立私人关系。跟米塞斯一样，我也靠沃尔克基金会提供的部分薪水滥厕美国学界。最初想到芝大经济系，校方问系里能否弄个职位。系方出于维护学术自治权利，拒绝了。对我来说，并不是坏事。自己教了20多年经济学后有点厌倦，对其发展方向颇怀疑念。况且从1930年代后期逐渐切入社会、政治等方面的研究，已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家。当乃孚请我做该委社会与道德科学终身教授时，心有所动，便答应了。受薪也最高。从抵任后的情况看，这次“移形换位”非常成功，良足慨然。

林毓生：目下多科性的通人稀如星凤,匠气十足的专家颇多。北宋张载有一粲花之论：“剖破藩篱即大家”；清代龚自珍有一句诗“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切至。日后由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起的圣塔菲研究所，踵而行之，跨学科地攻坚复杂性科学，以及香港科技大学于20世纪90年代初设置的社会科学部，其运作与社思委相类。

您是社思委的灵魂人物，教学艺术几入化境，如坐春风，诸多学行及其若干细节仍感在心中。简正之人，风神高迈，举止无可挑剔，气质极为高贵，具有优雅的学者范，有撝谦之美。一句话，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但缺点是有点过分讲究礼仪。怀有津逮后学之心，上课时除了谈学问，不讲一句闲话。侃侃然，娓娓然，看得出腹笥丰赡，备课充分，脑筋有力。否则，几分钟就没话了。不难想见付出的劳动，更知师门之弥高。

小时我都是一早就上学，第一个去敲校门。结果发生了一件事，造成一生最大的影响。一次在大拐棒胡同尚未转入小拐棒胡同之前看到一个人冻死在那里，很震惊。刚开始不敢看，后来又回视。我生活在华屋锦衣玉食中，怎么竟然会有人冻死？因之在小学六年级时就发愿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要把中国弄好，不要再有人冻死。后来的著作，都受到这个经验的刺激。

日后在思想上受到殷海光先生的受染指点，强化了从中学时代就已涌现在心中的爱国情怀，推认爱国意识可以具体落实在学术研探中。时常思索的是自由主义在中国过去失败的历史原因，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及如何发展。要抉破这个问题，需要先彻底搞清楚什么是自由主义，以及它对英美历史发展的影响；从西方历史发展出来的文化、制度，是否能够移植到另一个历史环境。而这些，首先要把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弄清楚。所以，向委里申请的研究计划是“1905-1949年间中国社会中的官僚政治与知识分子”。

哈耶克：客气了，蹉跎年发，勉尽己责而已。

在1973年为意大利《新世纪百科全书》写过“自由主义”辞条，考察两种自由主义类型：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和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究读之，其实是一篇论文，解述自由观念、法律观念,论述法律对于自生自发秩序的重要性，辨析自由主义与正义、平等、民主的关系等，是1960年《自由宪章》的浓缩。鄙人也不绕舌了。

林毓生：历时弥久，《自由宪章》光彩益彰。过去人们常把西方自由思想不加区分地当作整体来看待，且把自由主义等同于提倡个人绝对自由。看了您精细入微的申叙，不能不说上述看法是偏颇的。

撰就《从苏格兰启蒙运动谈起》，阐发明师的观点，剖辨自由主义“英国传统”和“法国传统”。两个启蒙运动同流而异趋，不是一个同质的思想体系。从溯源的角度，时间必须往前。前者很大程度上根植于普通法法理学这一渊薮，后者则浸透着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观其大略，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围绕对社会如何运作的不同认识而产生。这是辩识的一个要点。兹举几例，略述之。先达斯密、休谟、弗格森等最先领悟到制度、道德、语言、法律依倚累积生长的过程而发展，而且只有前承框架，相仿相效，人类理性才会得到发展、发挥作用。休谟持有“人类理解力的狭窄疆界”这个怀疑论观点，而我更喜欢说“人类不可避免的无知”。贵国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诠释制度必然“自根自生”，述云制度的内生性问题，说理充筐。而理性主义者则恣意驰骋自己的想象，认为制度是有识之士人为构建的。这个开端，其问题的严重性似乎超过我们的想象，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法国的语言和文学对整个欧洲的文化影响巨大。诚永鉴也，这里按下不表。总之，必须改变把不同的人统统塞进“启蒙运动”总称的做法。他们之间的相异之处，要比任何表面上可能存在的相同之处重要得多。

经哈佛大学史华慈先生的指拨，酿成植根于自国历史中的传统“创造性转化”之命题，权作立雪“哈门”的一份汇报。核心思想是使用多元的模式，将一些中国传统中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加以重组或改造，使经重组或改造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变成有利于变革的资源，同时在变革中得以继续保持文化认同，产生如青木昌彦先生所言的“制度的互补性”。这种重组或改造可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不是硬生生地力疾把外面的东西搬过来。

最初有关“创造性转化”的一孔之得,是在1969年5月哈佛大学纪念“五四”运动50周年的小型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英文论文于1972年登发在史华慈编辑的论文集,中译刊发于1975年的台湾,后在一些文章中有所补充与论述，始克竣事。

哈耶克：大哉此论！犹记1978年5月，在LSE霍布豪斯演讲中做了专题报告“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略陈固陋。三致意焉，坚确地指出有些生物学家把进化视作纯粹的遗传过程，完全忘记与遗传进化相似但却更为迅速的文化进化。正是后者在今天支配着人类生活，以抛出难题的方式对今人的智力发出挑战。这是值得不断反刍的话题，无烦覼缕，因为其原因并非不言自明。

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但是为什么我们的远古祖先南方古猿就能变成人，而其他近亲如黑猩猩、大猩猩等类人猿没有变成人呢？窃知一二。因为，类人祖先已走到纯肉体进化的尽头，我们这一支辟拓了一个特有的进化进程，即文化进化。据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里说，人类的独特之处，可以归结为一个词——文化。

最早的音乐，可能就是初民模仿动物的鸣声和自然界的声响而来。最早的舞蹈，可能起自模仿飞禽走兽的不同姿态、同伴劳动的不同动作。儿童精神发展，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缩影。模仿以及对模仿的模仿是儿童的天性，是人类的天性。幼儿看见大人给小孩洗澡，他也给自己的玩具娃娃洗澡。能够模仿和传承所习得的东西，慢慢地有样学样，是人类最为显著的特征。伯克甚至称之为“我们的第二天性”，道金斯名之曰“模因”。他还连类引譬，高揭“拟子”概念，即通过非遗传的方式而得到的传递。其中的贴切不言而喻，其说至当。模仿，能使一个民族迈出一大步。如群居生活所导致的模仿行为，带来主体间意识和相互理解，这也是语言世界形成的重要因素。模仿在昆虫世界中最常见。拟态，是它们迷惑和保护的基本手段。总督蝶迷惑捕食者的方法，是在颜色上模仿有毒的君主蝶。实验显示，马不仅有与人交流的意愿，而且能认识到人类会接受信息。可能是在与别的马或人类的互动中，牠有了“学习”这种行为的能力准备。

人类通过遗传获得学习社会规则的能力，头脑中往往存在各种“脚本”，写成了震古烁今的历史。这一假说得到人脑认知结构演化理论和相关经验研究的有力支持。

林毓生：就像您所标出的精义，文化进化观念比生物进化观念的历史更为悠久。对大多数人而言，几几乎恐惟此为最可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观念，如果始初不能从同时代的历史法律学派和历史语言学派上明其头绪，也极可能源于曼德维尔和休谟，再经其祖父伊拉斯谟斯而习得。达尔文本人也从未否认过后天获得的表型特征可以被遗传。美国心理学家鲍德温于1896年，揭示了文化与自然选择存在的相互作用即“鲍德温效应”。如果父代个体学到或获得某些有用的特性，那么它的后代获得同样特性的概率会比较高。

哈耶克：自揣刻下更为迫切的，依旧是如何让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认识文化进化观念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有些论著一直没能认识到现今社会秩序其来有自，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设计、建构出来的。想到上面这一点，着实令人心情难以平静。

历史运行，有那种细步慢挪、款款莲步的节奏。文化不是自然的，也非人为的，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些规则必有其所本，其作用也是行动者所不理解的。一位当代人类学家讲过或许有些夸张但不无警醒的话：并不是人控制着文化，而是文化控制着人。在英伦呆过几年的贵国严复，于《庄子评》中用英文写下一段话，大意是：实践变成习惯，习惯变为反射的行动，那么，事情就无须动一点脑筋就能做成了。每人都使用货币，但是有关货币制度的知识不仅“百姓日用而不知”，货币学家也无法彻底了悟，目为经济学中最难懂的领域。我和韦伯都一致认为，制度如何形成是最重要的社会科学问题。

林毓生：师谂知之，砉然冰释，可谓“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创造性转化”的看法，也属拘墟之见，献拙于学界。主要基于检讨自鸦片战争以还历代学者提出的有关变革意见的局限性或谬误，与本人的社会思想相互交叉后得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汲取“古今中外”之长的拼盘式折衷主义如“中西调和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全盘西化论，港台新儒家所谓民主与科学可从中国传统“开出”说，颇具阿Q精神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论”等，其结论虽然咄咄逼人，但却都不令人信服，在理论与实践上呈现着难以纾解的困境。同时，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可以发现所引进的自由主义基本上属于“伪个人主义”或“法国式的自由主义”，在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必先摧毁中国传统上，其致一也。其然，岂其然乎？前此学说实属非是，必须惕然和力排。

“创造性转化”虽然极为艰巨，但却直面巨大的历史性困惑，能够理顺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重建文化认同的价值基础，包含比王国维“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之说更为深刻的内容。何则？

与中国传统封闭的、一元式思想模式完全相反，它对传统中腐朽与恶毒的成分采取严格拒斥态度。它有批评意识，反对随众流以赴壑，对传统的无分析式的追捧，盲目地师古、执着于传统，让死人拖住活人。提倡在现代思维方式、文化结构、生活态势中调适、升华，为传统注入勃勃生机，使传统永远生动。严复对中国文化传统也没主张无条件地承继、一仍旧贯，更多地强调对文化传统的分析。他也没有真正主张过“全盘西化”，觉着任何不顾及社会后果的一揽子解决方案都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正途。创造性转化传统的持续努力，其意味长矣。

哈耶克：您的师兄周德伟重新评估儒家传统思想，试图会通“中”与“西”，笔之于书。以《西方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中西法治思想之比较研究》两文，最具代表性。

您到芝大后很勤谨，陶陶然专心治学，为学日益。除了跟我孜孜研索西方原典外，还选修了不少人类学、社会学课程，但未上过中国历史与文化课程，鲜少阅读中文书籍和中文报章杂志。来的目的是为了探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前途问题，雅不欲完全投向纯西方思想与文化研究，这是大不得体的。所以，彼时处于两难境况之中，依违难定，顿步迟回，戚戚于怀，甚是撄心。为师仅输出了管中窥豹和抛砖引玉的一点思考。

林毓生：确是一段学而思、思而学的历程。昔年种种承情，指不胜屈，历历如咋。

岔开去谈。1963年暑假接获博士资格考试通过的消息，不知何去何处，走入了令人失途的迷宫，精神也不能集中，局促如辕下驹。平常不抽烟，酒也只在和朋友相聚时喝一些。然而这段踟蹰来彳亍去的时期，出门购食品杂货时也顺手买了香烟、红酒。在宿舍喝闷酒、抽烟，无裨于解决心灵危机。这也与长时间“坐监”，考前神经绷得很紧、身体透支甚有关系。宿舍里做了7整天，甚少休息，汗透重衣。所谓“勉而为之，必有疲瘁”是也，所谓“为伊消得人憔悴”是也，所谓“鞅障然”是也。

当此之际，您从德国回来，在芝大发表系列讲演。在校园巧遇您，请求去看望。您答应我，可以明后天来谈。我去教授俱乐部，踵门而告不知道应选择西方的或中国的课题作博士论文，余惑之焉。您聚精会神听完，谈言微中，言之颇悉，把经验贡献出来。解蔽于迷茫之际，使门生的困惑终告焕然冰释，憬然有悟，得筏登岸。告之学术研究必须直接或间接地与“个人关怀”相关。以波兰尼之伟构《个人知识》中的理论为佐证，说明个人的基本关怀与知识追求不但不冲突，而且相互为用。一席话不亦既明且显耶？思路清晰如清泉，很像禅师入门之径的点化，饮下醍醐，如露入心。返回宿舍的路上，坚定的念头产生：以已接受的训练为背景，专心致志投诸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

第3天来探望，您要我利用两个星期，读史华慈和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之一列文森的书，然后再来谈。读了以后发现他们非常深刻，而且很能引起共鸣。不几日禀告秉承师意，决计以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及其挫折为题，赴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看文献，并挑定哈佛史华慈先生为研究指导。

系里也同意送我去哈佛上他的课，再回来拿芝大的博士学位。人生忽如春雨沛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