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左）、哈耶克（右）。

哈耶克：离开这话头。往事千端。我在1962年5月离开芝大，移军弗莱堡大学。弗里德曼、斯蒂格勒本和乃孚已费力地跟校方谈好，允诺到65岁时不必退休。可惜慢了一步，我已接受德国的邀聘。听到友生静言思之，根据“个人关怀”从事学术探索，甚喜。

史华慈出生于犹太人家庭，哈佛毕业后适逢二战，参与密码破译。1946年退役时打算回哈佛研究佛教，但在费正清教授的影响下转向东亚问题研究，着有《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天姿茂异，有语言天赋，掌握12种语言，一直是哈佛东亚和中国问题研究方向的学术负责人。他日夕斥候，从来不相信任何一个标准系统。论述时天马行空，乍听起来似乎杂乱无章，其实清明在躬，学问很深，均有足述者。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令人兴才难之叹。

柏林独具自见，引用公元前7世纪中叶的希腊抒情和讽刺诗人阿尔基洛科斯一句不完整的诗：“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来概括不同类型的作家和思想家。今天，师其意而用之。按照柏林的说法，史华慈是个狐狸型老师而非刺猬型老师。按照鄙人的说法，他是个困惑型学者而非记忆型学者。

作为余话，费正清在牛津大学时确定了现代中国问题这个研究焦点，1932年首次来华，进修汉语的同时在清华蒋廷黻手下工作。其夫人费慰梅研治中国艺术和建筑。两人的中文名是由梁思成取的，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最亲密朋友，非市道之交也。

林毓生：晚年在与布坎南叙谈时，您认为记忆型学者和困惑型学者都有可能成为大师，但两者也多有不同。在哲学领域，罗素与怀特海是一对。在经济学领域，庞巴维克与维塞尔、维纳与奈特是一对。罗宾斯和马赫卢普属于记忆型，赫希曼、阿瑟是困惑型的。

如您所说，史华慈渔猎百家、博洽高旷，且诲授不吝。他端本澄源，观点特别清楚地表现在确信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思想，从人类共同的经验世界中兴起，主张从世界史的比较眼光来研探思想内容。这个学术立场的重大价值，在于要有一个双面镜式学习与反思的过程，在更大的历史空间做出判断，即以世界史的视野观照一个地域的思想内容，仔细考察一个地域的思想内容以形成世界史的视野。因此，他几乎无可避免地要走像巴斯噶那样不固定、多元、沉思的取径来治思想史。

乃孚函邀史华慈出膺主要指导人之大任,欣蒙他慨然应允。同属殷门的张灏在哈佛时的导师，也是他。治西方思想史出身，讨论问题多有共同语言。长谈后,深深觉着史先生是一位学问深厚、思想深邃的谦谦君子，和您一样充盈着知识贵族的气质。到哈佛后，常到史华慈家里上课，其中有两次住在他家。

史先生首先打气，理解我从西方背景出发研读中国近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著作，会感到他们掌握问题的能力不够，解说也不够贴切。然后雅属：“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许多近现代自由知识分子之所以呈现思想混杂与思想混淆的现象呢？这正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一个历史问题。”还特别提醒注意中国天子的象征及其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一番话，气象正大，也是学生注意所不及者。在指授下，自己重新细看“五四”时期的材料。经过多次商讨，重心转到政治、社会与文化三重危机之下全盘化反传统思潮问题。从世界史视角看，它是非常独特的。尔后，进一步细究史华慈等所开拓的论点，慢慢构拟出“创造性转化”理念，聊以敝帚自珍。

哈耶克：“奠而后发，发必中矣。”

今日重读社思委和社会学系著名教授席尔斯的结论，辞旨清捷，倍感亲切。他为奈特的门生，于细腻、锋锐、凝重的思索中对“传统”作出鞭辟入里、直捣黄龙的条分缕析。其云：一种文化范型若能持续三代以上，就可以成为传统。为“老斵轮”，其说可从。

聚讼之点接着而来，仅抒胸中所蓄一二。在激进的进步主义者看来，传统被视为无用的累赘，依恋传统制度、惯例和信仰的人被称作保守分子。不加分析地把“保守”目为贬义词，“保守”仿佛意味着落后、守旧。这种观念，几十年前当令时不绝于耳，鄙人抱有深刻的疑虑。另外，社会科学各分支在理论上越发达，就越不注意社会中的传统因素，更有甚者加以骚除。

人类常常有意识地尊重从过去所承继的事物，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托克维尔于此言之不置者：和前一代人作战容易，要与他们截然不同很难。也不妨借勒庞的金口：一旦形成民族性格，遗传律就会开始起作用；人的行为首先受信念的指导，其次受由信念形成的习俗的支配。克罗齐乐道于兹：“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即指要了然当代发生的事情，就须了解过去。真是足有深思者在焉。由此，黑格尔会说“历史本身经常会重演”。由此数例，可知尊重传统与信而好古、一味希古是两码事，是有上下床之别的。

我们需要再做一些补充性的讨论，以防止可能引发的误解。传统固然很少完美，可这也内含着接受变化、澄汰的潜力。传统不是神圣的，可以免于批评。保守传统，不等于保守现状、率由旧章，不是一味的左右袒，更不是好同恶异、僵化的坚持。这些，皆有胶柱鼓瑟、隔阂肤廓之嫌。评判的最终标准，在于看这些因素是否服务于一个抽象的行动秩序，以取得相容性或一致性。这即个人之鄙见也。年与时驰，但此意不与日去。

林毓生：点到皆为要处。把“创造性转化”详细说来，那未免太长了。在这里，只给出炳然著见的几个说明，在核心问题上则力求简赅。

“创造性转化”作为旧邦新命，作为历史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个开放性的过程，对中国传统与西方均予开放，比较具有张力。其中的大关节，首先要对中国传统的质素及其脉络与西方的质素及其脉络有严谨、实质的了解。经由引进一些有意义的质素，以及重组或改造中国传统中的质素，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新东西在认知性过程中涌生、成长，绾合一致。重组或改造的动力可以是西方思想、文化、制度冲击下带来的相质、刺激，也可来自对古典纯正质素的重新发现，或是西方的刺激与中国的重新发现而互相影响，旧锦新裁，实现孔飞力先生所云“外来的思想在融入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特质’再造。“向前兼容”，由此得收“两成之效”：传统因获得新的意义而复苏，并诱发传统社会内部的现代性质素的生长、发育与晶化、成熟，面临的许多问题也因有了有效的答案而妥帖解决。同时，在受容过程中，某些传统价值与文化符号不再起排斥、阻妨外部新鲜文化营养的消极作用，化缓传统与现代的紧张。

“创造性转化”在实际操作步骤层面，大别为二：一是应用韦伯所论述的“理念或理想型分析”，把传统中的质素予以“定性”。二是把已“定性”的质素在现代生活中予以“定位”。发现某些传统质素在现代生活中找不到位置，则遐弃之，或默摈置之，没有两可皆宜的解决办法。发现某些传统质素在现代生活中仍有意义，即便因与其它成分产生复杂、纠缠不清的关系后产生不良影响，在现代国人的心目中形象很糟，那也不应掷弃。在下一节，继续稍叙愚见。

哈耶克：见地极当，不忝前哲，不是矜奇之异。再附赘几句。

贵国的李泽厚先生接踵您的思路。于《说巫史传统》等文著中换了一个视点，妙绪泉涌，亹亹而谈“转换性创造”命题，也别有洞天。他力论必须改造传统的形式结构以注入新内容，妙契地形成新的统一，这“才是儒学对世界文明所可能提供的贡献。”两个思路有异曲同工之雅，都不是“创造性破坏”。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有句云；一切人类史都是思想史。一个哲学命题看上去好像离现实很遥远，实际却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哈耶克：您用尽了辛苦，带着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措意以斯，用自己一生的研究來寻找答案。不以区分中西新旧为心魔，倡明面对传统的恰当方式，为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提供方法论启示，如柳叶刀一样纤细和锋利。

鄙人最后一部著作《致命的自负》的末章，是极有启发性的一章。消逝的是时间，流传的是传统，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由此引出的一个含义是，没有任何其他事物像思想观念那样，如此便于携带。我对浮现于眼前的迢迢传递的传统问题继续予以关注，形成一些谫论。“家庭和分立的财产”，是一个形成、推动文明发展的传统。过去两千年的宗教创始人中许多是反对财产和家庭的，但只有那些赞同财产和家庭的宗教延续了下来，因为它维护有益的习俗。

对贵国的文化传统了解不深，仍愿作门外谈。LSE杰出校友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的文明进程，确有敏锐而透辟的历史感。他在《生育制度》中亦有所陈：家庭这个父母子的三角结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创造，是人类个人间的最高表现，但还不能算是个尽善尽美的杰作。

林毓生：在这一点上多花点心思，是非常必要的。近代中国云扰扰、闹垓垓，国弱民穷，人们难免怨及祖宗，反传统反得太过，乃至出现“劣根性”“陈尸枯骨”之说。回瞻“五四”以降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之一，便是激情多于理性，有所缺略，是不切的。伊谁之咎？视传统文化为罪恶和劣根性之所在，以为一切现实问题皆是以儒家为轴心的文化传统之祸害，同声非难之，控诉家庭乃“万恶之源”。继而益臻其极，急急乎专注剔除糟粕而不注重其连续性，陵夷传统。康有为《大同书》中最重要的一章“破家界为天民”，明显表现了这个倾向。其不根之论，望望然去之，不烦详辨。

《礼记》49章中至少有2/3被用于调整家庭关系，“五伦”中家庭关系独占3个。可知大略，避烦不引。本人有并不从同的看法，直诋其失。平情衡量，对传统家庭观念与制度的谴责，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儒家传统的一些德目，已不适应现代社会，不必根于此。但是，家庭伦理仍有正面意义，不能全然抵隙。古典儒家的家庭与亲情，以长幼有序的絜矩之道来培育与展开。家庭成员要站在其他成员的立场为别人着想，成为人生中情感发展的最自然场所。汤因比总结了东亚的8条历史遗产，其中谈到儒家的就有两条，一是“儒教世界中存在的人道主义，二是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他曰：“在家庭关系中强调义务的主张，今天再适合不过了。”

依愚之见，纯正的亲情呈现人生最高贵的境界之一，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父母的权威会不时地泛滥，也因此形成子女的依赖情结。孔子费舌劳唇地推倡“亲亲”，感恩生命之源，有其合理性，但不讲个人权利、只有义务是其弊窦。家长的无限权力及儿女对家长的无限责任，似乎天经地义。只有重组或改造以儒家为主流的家庭制度与受儒家精神所涵化的亲情，才能培育现代中国式的家庭与亲情。一方面，要引入人权观念，丰富化古典家庭观念。儒家思想本有尊重人的观念，人权观念不与之冲突，且溶合、包蕴了人权观念的儒家思想使尊重人的观念反而变得更丰富、更落实到位。另一方面，要转变古典家庭观念。引进“天赋人权”观念，转变汉代以来与阴阳五行之说糅杂后所产生的“三纲”。“天赋人权”观念受到絜矩之道的涵化，使得父母权威理性化，避免弄成像西方家庭那样壁垒森严的契约关系，预防“认知失调”，完善费先生所言的家庭这个“文化设备”。也回应了林语堂先生发抒的意见：也许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找到能兼顾两种原则并使其得到良性发展的途径。

略赘数语，以加陈述。论证时先用“理想型分析”对古典家庭伦理“定性”，知道了其特性在现代生活中极可肯定，再加以“定位”，即家庭伦理及亲情的“位置”是在家庭。把家庭伦理与亲情扩张或泛滥到政治关系、政治活动中去，那就犯了怀海德所说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在“天赋人权”涵盖下，古典儒家伦理经“创造性转化”，开始成为具有现代意义、中国特色的家庭伦理与亲情。又况，传统中的不少质素可在东西方语境的对话中，经由“创造性转化”而成为落实自由、民主的资源，不一而举了。余英时先生曾有专论，言之已详，如“以中国本土思想接引外来观念，最早始于魏晋以下佛教传入的时代，当时称为‘格义’”云云。

哈耶克：我们现在谈到问题的本质了。愚于此，抱忧更是深沉。传统并不是不变的，而是优胜劣汰的产物。当然，这个过程不由理性决定，它依倚“成功”指导。其犹甚者，鲜能被加以刻意改变。历史按此逻辑递延，积久而生的演变一直至今日。由于历史的缄默，这一点往往不能被大家识出。在下将它作为支持自己论点的重要案据。虽稍有浅见，但同志寥寥。

对这个问题，有很长的研究传统。今略缀数语，以资说明。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那句导语实   含至理，但后人鲜识其宝，不妨录以备考：“自然界没有飞跃。”勒庞总结道：一个民族就是一个物种，就像其他物种一样，只能通过漫长的遗传积累进行改造。恰如米塞斯所云：“人类事务突然之间就有了沧桑之变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这是理直气壮的声口，惜乎久被忽视。“新”与“旧”永远是相对的，往往是一体两面，相互渗透与转化。历史总是环环相扣、不断延续的。少有突如其来和突兀出现的事情，一下子从“末由也已”变为“章法有度”。历史特征和发展过程有相续相变的那种“气脉”，“新旧相推，日生不滞”。感觉上的“突如其来”，大抵是因为对此前的情况并不理解。“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格雷夫在《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中所云之“历史状态依赖性”，是为历史中最有趣的一面。

感性地说，制度与制度体系都是有生命的。福山有句云：人类天性偏爱将内在情感注入规则和心智模型。此中阃奥，是当意义逐渐模糊起来甚至丧失时，它们也继续被遵守着。以往的文化信念，能够提供众多的“聚点”。格雷夫用博弈论解析了“由过去传承下来的制度要素作为默认情形，为新情形下的人们提供了行为的微观基础……历史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见解，鄙人认为是直截本原的。井井有理，余甚然其言。也因为制度作为意义系统，有情感维度，只能渐渐地变动，徐徐图之。

新事物的出现常依附于旧事物，深相傍连，甚至受到卵翼。讲这层意思时，应该加上“但书”：到旧事物阻碍其发展时，它们的冲突就开始了，包括心理冲突。没有游离于传统嬗蜕之外的变革，“孳新”于“蜕故”。过去，不是障碍；历史，不全是包袱，不存在所谓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超越时空的“新”，什九是错误的，往往预后不良、酿成灾祸。倡之者搞应然的设计，皆耳食者流，历史教训彰彰可考。埃利亚斯在迷人的分析中，云“文明是个漫长的过程”“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没有零点”，可谓陈义甚高、取法乎上。世事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前后相随，处于一个连续统上。贵国白话文的成功推广，良有以也。从渊源流变的角度看，它是有其根基的，已流行好几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字改革，其中许多简体字就是古代的俗体字，在古代文献中都能找到出处。

以我的寡陋之见，凡新皆好、越新越好之类单向度、机械论进步主义要不得，好奇骛新要不得，慎毋河汉无极。哪个国家都不是一张白纸，可以随意地画美丽的图画。这样做使社会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以进步的名义倒退。摆脱一切来自历史和传统的束缚，这就意味着丧失历史和传统的帮助。“即鹿无虞”，期期以为不可。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早期现代的欧洲人重新发现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这属于跨代的学习借鉴。柏克在《美洲三书》中深叹：极端足以摧毁品德与幸福。您用“涵化”概念，以窥历史和文化演进递嬗的消息，很好。文化涵化指因异质文化接触而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文化变迁”，这是由3位美国人类学家1936年在一本叫《涵化研究备忘录》的专书中下的定义。文化变迁，近似于斯宾格勒以喻其诣的文化“假晶”现象。

林毓生：由此可觇，见素抱朴，大道至简。鄙人对历史的感发是：人人都处在历史中，一切进步必定以传统为基础，历史的惯性不会戛然而止；历史的基因是强大的，时间为一艺术大师。

奚以知其然耶？依愚见，DNA所携带的信息,其实就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35亿年演化中的经验累积，其所由来者渐矣。由是，道金斯叹曰：基因是不朽的。此乃历史之大原！譬如，人类的情感表达是演化而来的，这早已被达尔文究明。包括神经结构，都可以被遗传，以基因的方式存在。学者发现，日常互动甚至是思考过去的经验，都会改变细胞内的基因表达，形成可遗传的表观信息和表型效应。库朗热耙疏历史材料，在《古代城邦》中叹云：过去会潜伏于人身内。美国《新闻周刊》有篇文章，准确和有效率地阐明“你的行为如何改变你的基因”。《发现》杂志也有篇文章，谈祖辈的经验会在你的DNA上留下印记。

总上以观，只不过兜着圈子，说了一个很简单的回到源本的观点，就是：对于传统的产物，只能略做调整，不能抛弃过去时代的遗蜕和合理内容而作切割。要在给定的既有条件下创造，并与之很好地耦合在一起。不能恬然弃忘，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以浪漫的激越态度见古就打，不承权舆，洗伐净尽，非也非也。调用司马光的话说，一般不能“更造”，率性任情地打造一个“新”世界。

哈耶克：对的，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反复论证这一问题，就是想说清这个道理。

在那次LSE的演讲中，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挑明见解：不能拘迂，要不断考察和检视规则，随时准备质疑其中任何一项规则，但只能根据它们与整个规则系统中的其他规则是否一致或相容来展开。也就是，看它们在帮助型构整体行动秩序方面是否有效。否则，如贵国晏子所云，橘过了江，就变为枳了。在此无法逐细讨论里面的关系，不过如下说法可能是安全的：行为规则肯定有改进的余地，但不能重新设计、构制和悍于求变。只能进一步推进其演化和发展，大辂椎轮，返本开新。这是我看待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度。

林毓生：我们一定要详谈这一点，现在补述管见于此。严复译《论法的精神》为“法意”，就寓示着以“意”适“时”而设法的制度观念，鄙斥急进而主张渐进，捻出“导其机，须其熟，与时谐达”的变革观。抚卷再思，此言甚妙，拨云雾于晦昧，当浮一大白。由此，鄙人更深刻地理解了历史往往不是一种“有效率”的过程。

下面以所搜采的名人之言说明之。北宋名相、文学家富弼为范仲淹写墓志铭，霞思云想，其中有一句是“劘以岁月而人不知惊，悠久之道也”，言深义奥。诺斯揭出：大多数制度变迁是“增量和渐进性的，且受到历史的约束。”陈旭麓秉有制度过程观，以历史史实佐证之。他述析“新陈代谢”并不是界限斩然的一下子全部更新，而是隐然萌现，或一点点地进行感知不到的改革，或局部地更新。那些尚有生命力的“陈”，仍然继续发挥功能。张荫麟也基于对历史经验的省记，不相信朝夕之间的“突变”和鲁莽灭裂，仓猝所能集事，因为什么事情前后都有纠葛丝攀。钱穆分剖汉唐宋明清的政治制度，从历史的深处发出浩叹：秉钧持轴者即便把一种好的制度引入，若不能和本地的传统很好地结合，显属牵附，是扞格难行的。此言甚是，可称探骊得珠，乃历史之通鉴、正谊！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具有高度穿透性的理解力，乃史乘特笔。对今人而言，洵不啻为一味清醒剂。

中国人把专讲政治制度的书称为“通史”，因为制度间存有历时性联系。政书中有著名的“十通”。具眼者王国维先生深知时间是重要的，深知历史是真实的绵延，深知“观”字在认识中的必要性，名号因之从“礼堂”精炼为“观堂”，将心血结集称为《观堂集林》。

哈耶克：这个嘛，自来以为有路径依赖问题。至于费孝通先生，也向历史索骥，同乎一见。他辨驳“过去、现在、未来”三分法，继言“三维一刻”时间观以研究文化变迁。格雷夫把制度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来研究，指出过去的制度对后来的制度产生影响，有“制度惯性”，“浓缩在制度要素中的历史引导着制度变迁，引导着各个社会沿着不同的制度路径发展”，“由过去传承下来的制度要素构成了新制度产生过程中的部分初始条件”，“制度变迁的潜力是其历史的函数。”

林毓生：您做的分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旁引博征、娓娓话语中体会到了何谓“通古今之变”，深启神志。这不是贡媚之辞。

从“创造性转化”视角看，中国传统是一个“数量”而非“素质”，绝非铁板一块，不可分割。它岂宜胶柱？非整体承受、因仍或整体拒斥不可？也不能把传统与现代对立，或把新与旧转换成墨与白的对立。首先如您所说，需从寻究不同传统成分在历史演变的关系中来理解。许多传统成分彼此抵触，儒家传统本身也有内在的紧张与冲突，因此在理论上构成选择性继承的可能。不揣梼昧，根据对林怀民《云门舞集》、郭小庄《雅音小集》、姜成涛民歌演唱等的观察，欣睹台湾文化界已渐渐超越先前唯传统至尊和盲目崇拜的两极，变迁灼然可见，可供隅反。以个人经历为引，再次发现与文化传统产生创造的链接，既丰富了传统的生命力，也吸收了西洋文化艺术的多元性。较然有辨，猗欤休哉！                        

实现“创造性转化”，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题中应有之义。惟此，才能据旧开新，救其弊而疗其疾。见于史文，游学欧美多年的陈寅恪老先生一生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文化碰撞和文化竞争特别明显的时代及议题，尤意在对当世的中外文化融合有所推进，颇值得注意。他透视核心历史逻辑，整理出“隋唐制度”，首论“礼仪”并附“都城建筑”以及职官、刑律、音乐等。这些“制度”中，往往都有外来的成分。如北朝音乐中的“国伎”就系外来者发展而成，不过因流传既久，有了中国特色，遂忘其外来性质而成“国粹”。据此，开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创造将来”的重大命题，思路清晰如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