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伟（1902-1986）生于湖南长沙，北京大学经济系肄业，负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以下简称“LSE”）、柏林大学，因中日战争爆发、公费停止而返国。任教于国立湖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台湾大学，为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中央设计局设计委员、财政部参事、中华民国国际贸易会议代表团代表和台湾“财政部”关税总务署署长、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副主任。著述众多，哈耶克的第一位中国亲炙弟子，杰出的哈耶克研究者，著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

哈耶克（1899-1992）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维也纳大学法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任教于维也纳大学、LSE、阿肯色大学、芝加哥大学、弗莱堡大学、萨尔茨堡大学等。著述繁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

2022年，恂恂有儒者之风、一表堂堂的周德伟兴奋地坐上回到往昔的时光机。在路上努力钩沉旧事，回忆老师行谊。哈耶克在伦敦翘首跂足。得见友生喜出望外，觌面相迎，肃客而入。心弦拨动，意兴湍飞，声音浏亮，长谈乐甚。他和他之间情亲道合的交集，也许会在这场雅聚后被学界津津乐道。

周德伟：天各一方，动如参商。忝列门墙、聆教席侧的日子，历历在目，时常缅怀的一段时光。因家父病重需养视等，1924年从北大肄业。迁徙南北数地后入铁道部工作，1933年赴处于鼎盛时期的LSE。跟您系统研治经济学理论，未间断地参加您和罗宾斯共同主持的讨论班。后来转学柏林大学哲学系研究所，您继续以书信指导论文撰写。

哈耶克：德伟学棣，山河隔越，万里来见一面。音问久疏,垂念已久。经年之事，恍然如昨，简释几句。

您来考学，是为了读研究生。伦敦大学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后，便宣布承认其文凭，这也是国际承认的开端。到LSE后首先投刺拜见“主文”罗宾斯，他说要看看本科证书。学棣刚注册本科三年级便离开北大，哪来文凭,觍然地建议面试，是不是具备资格。罗宾斯作为“春司”，“九方皋相马”。提了些问题，发现才英秀发,应答无滞，吐属不凡，远超本科水平，英文、德文非常好，就打电话与我酌议，让您来见我，给出藻鉴。没有懵然恭维,也不惶悚和忸怩,娓娓而谈，陈明我兢务于廓清维克塞尔的理论体系，有很大贡献；描述生产结构、利润和时间之间逻辑关系的“哈耶克三角”，有很大价值。感到震惊，极为赏异，有种相契如旧识之感。没料到一个中国学生已读过本人新出的德文原著，居然有人如此熟悉专僻的知识点，不免纳罕。得缘初瞻风采，拿夙称的“带艺投师”“绘事后素”转赠您这位门弟子，较为恰当。一句话，眼缘颇佳。贵国有句老话：“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初见欢，何则？知与不知也。

周德伟：照相般记忆能力，有劳先生清虑。

哈耶克：当时鄙人怡然应允，要求先读两位座师的各一门课，期考合格就补授学士学位。结果成绩非常优秀，入研究所读博士，在下成为指导教授。在LSE通常由讲师或副教授来指导新生，如有培养前途则由教授做业师。我希望选个题目作为学位论文，但您两目晱晱，希望綦切地阐明初志:“我是为求学而来，不是为博士而来”。贵国很重视外国学位，您非所容心，难道回去只拿个学士学位示人？“我在中国的朋友都不重视此物！”也不怕受人非笑。我说不沾沾于学位那太好了，没有半句责言。中国古时流行拜师送礼的习俗，叫“执贽”。您刊落声华，于学业有惓惓之忱，便是最好的礼物。连起相见恨晚的纽带，师生感情弥笃。友生“三更灯火五更鸡”，平居伦敦时耐得住寂寞，纷华不染，外慕自绝。绝不翫岁愒月，名景胜地也未有一迹。

周德伟：“对人不是忆姚黄。实是旧时风味、老难忘。”师尊首先指拨苦读休谟、洛克等人的著作，讲他们的学说并不轻视心性及伦理，且通于经济，是斯密思想的先河。接着提示18、19世纪关于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争论，说只有知道这个才会明白凯恩斯的著作实际上没什么贡献，而且通胀政策会遭致经济解体和重大危机。具体指授维克塞尔、门格尔、米塞斯、萨维尼、威克斯蒂德的作品和康德以后的德奥“知识论”等，形成反对极权主义、计划经济的学理基础。叩小小鸣，叩大大鸣。您素以谨严称，给予自己重要影响，所悟良深，又时加亲睐,增强了弟子以底于成的信心。清人有句云“精神贯注之,造化自我主。”

犹记1936年春转学德国。拿着您预写的介绍函，历访几位教授。赴维也纳抠衣晋谒米塞斯，待我以忘年之谊，受到优遇，晤谈甚欢，赠送多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以下简称“奥派”）书籍。赴弗莱堡大学躬造洛卜克其庐，甚被爱遇，于其家宴中晤见刚得博士学位、日后为德国经济奇迹做出不凡贡献的艾哈德。至于欧肯教授，访时不值，且始终缘吝一面。其时柏林大学教授上课开讲时即命学生起立，又双叒叕高呼“圣希特勒！”十分厌恶这种做法，从此不再进教室，在图书馆这个渊府中讽读喜欢的典籍，往深处钻，可谓得其所哉！其间游学维也纳大学。用德文写《中立货币论》，您手教指拨。

哈耶克：对我而言,欧肯是挚友，与之有旧。二战爆发前,当我有了第一辆汽车,开车从伦敦到奥地利的旅程中常在“哲学之城”弗莱堡停留,只是为了拜访他。鄙人的《通往奴役之路》问世后,很快由洛卜克夫人冒着风险译成德文。由于不能公开梓印,所以只有打字稿。另外,洛卜克对建立朝圣山学社鼎力支持。

LSE的讨论班每周一次，一般由三四十个高年级学生与六七位年轻教员参加。年轻教员中铮铮者，姑举几个，有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首位获奖的希克斯，1991年诺奖得主科斯，本人早年德文著作英文译者之一的卡尔多，与兰格一起成为计划经济不可行性论战对手的勒纳等。有时也有国际学者，如维也纳的米塞斯、哈伯勒、马克卢普，芝加哥的维纳、奈特，挪威的弗里希，瑞典的俄林，以及流寓伦敦的波兰尼、波普尔。插一句，您跟波普尔的年纪一样大。奈特的得意门生、芝加哥大学西蒙斯亦与鄙人同龄，他还是历史上加入法学院的首位经济学家。鄙人对其继任者迪雷科特到芝大法学院起过重要作用。因为《通往奴役之路》的商业价值有限，难以找到出版商，正是他向芝大出版社推荐了此书。又一个题外话，弗里德曼是他的妹夫。弗里希是1969年首届诺奖得主，俄林是1977年的得主。讨论班不拾人唾余，有一种创造性张力。观者忘倦，假目以遐览，假耳以广听，一个个醺醺然。记得1935年秋,您的同袍夏炎德进入LSE,在罗宾斯指导下研究“均衡与调节”课题,并攻读经济史博士学位,但1938年中断学业回国,转辗多所大学任职。

周德伟：讨论班多髦彦之士，机智疾流，雅人深致。魏晋风流，其如此乎？彼时大家聚到一起，黾勉向学。不曲徇株守,没什么等级之分，声望高低全看表现是否出色。有时事先确定研讨内容，次第展开，但如果突然有了新想法，就会改变话题。

您白首于庠序，著述与人心皆为名山。诺奖评委会应根据对法治、政治理论的贡献，于1974年得奖之前10年、20年，颁授和平奖。

哈耶克：楶棁之材也。

周德伟：LSE的流年时光给您带来极大愉悦，也完成从经济学到哲学的重大研究转向,高掌远跖，促推多域产出成果。经过系统思考，厘辨进化论理性主义和建构论唯理主义。前者指出文明是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继进促长的，人类只有承认理性的限度才能充分运用理性的力量。后者则宣称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审慎思考后设计的，人生来就具有型构文明的智识和道德秉赋。

哈耶克：今天的见礼，有些冗长。我辨析自由、理性和传统问题，纚纚而下,逐渐形成自生自发秩序这个核心概念。道德、宗教、法律、语言、书写、货币、市场以及社会的整个秩序，都是自生自发的。更具体地说，都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亦即无数个人的非意图的晶化结果。市场是一个过程,历史也是一个过程。历经数代人实验、尝试、模效而达致的东西，很丰赡，包含超过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丰富经验。即便人们没有透彻认识和把握它们，亦不会妨碍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您回国后始终关怀老师的理论进展，承继进化论理性主义，深得经验主义的神髓，致力于发掘自由的传统，会通西方自由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成果丰硕。

周德伟：传统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可否融合，一直是当代各个思想流派探讨中西文化比较问题时的关注点。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您的思想所具有的意义是多维度的。把您的理论运用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梳理，发现西方的自由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不相隔膜，而且有内在关联，共通之处远大于相异之处。

中国古经没有神造社会的观念，较西方神造社会的说法为优。但有个疵病，即推美圣人之功,几乎一切好的事物均归本圆颅方趾的圣人，造端宏大。此乃逞臆之谈也。写史总要有开头的地方，司马迁毅然删除“三皇”等以前属“所传闻世”的神话、“史影”而从黄帝叙起，确是卓识，但《五帝本纪》探本定位，侈然归美圣人,部分内容亦越常理。历史不是无源之水，虽然有些记录完全阙遗，诚乎难言。不妨作一汗漫之问，过往数十万年，难道国人不吃饭、不穿衣、不讲话、不知制器、不知耕田、不过群居生活，一切待五帝来教，五帝从何处学会这些本领？陈独秀先生有句云：“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禹之事功尤非人力所能，很不靠谱。就像钱穆所言“那个最初把树叶挂在身上的人，就是衣服的发明者；最初把纤维编成一小片的人，就是布的发明者。这样究竟是谁呢?我们更不要忘记中国在那时候是一个世界，有许多部族并立着。一件器物的发明，各族有各族的传说，各族有各族的来源，决非出于一手。”可能是酋长“他的推广力大，地位显著，当然人都说是他的发明。”

哈耶克：深入源泉了。对我来说，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固定的 地方，而是一个过程。

周德伟：史迁家族出自周之太史,“世典周史”,后虽中断较长时间,但乃父重执祖业。史迁是一位严肃的付出荷马式努力的史学家，既不会违逆客观事实，也不会自出机杼地肆意建构，所据的“原始史料”可能由无由详知的人们展转讹夺、大事渲染的。在《五帝本纪》篇末作出解释：有关黄帝的种种说法不大地道，他尽力择取，不得不尔，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乐舞在年湮代远的朴拙初民社会就已产生，周公作乐至多增加一小部分。这些东西，按章学诚先生所言，“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是后世 “礼”之张本。《周礼》探发幽微,含括风俗、习惯、典章、道德、法律等极广的内容，绝非一人所能创造。历史地说，如果有制礼之事实，也不过将已存在的用文字整理归纳而己，其来有自。相传为周公所作的《周官》更违背常理及可能性，康有为断为刘韵托古改制，殆为莫须有矣。虽归美圣人，但儒学言人人可做尧舜、圣贤，此即谓人人可以创造。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自己站得住脚，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脚，自己要发展，也要让别人发展。孔子讲“为仁由己”，春秋也有“祸福无常，唯人自召”的格言。

哈耶克：读史所感，心之所致，欲与您一起咀嚼。魁奈着眼“深度历史”，也对中国五帝的业绩有过质疑,认为漫不可考、不足凭信。纵观而言，中国古代学说唯理主义色彩太浓,或者说能强烈地感受到“卡里斯玛色彩”。准之于历史,那些规则既非出自本能，也不是来自理性，而是一种处在本能与理性之间的特殊传统。当然，从长时段看是蔽而不明的。有一至要之点，即有关私有财产、诚信、契约、交换、贸易、竞争的规则，主要内容是划定一些禁令，经由传统、教育和仿而效之、巧而效之,古老相传、代代相传,如草木华滋。涂尔干的弟子哈布瓦赫认为，新与旧之间的交替或变迁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旧的是慢慢消亡的，而新的是慢慢孕育长大的，其成长过程必然需要旧的庇护。

周德伟：在我们能塑造传统之前，传统就已经塑造了我们。这是大则，永永不易之道，令人味之不尽。

哈耶克：猿类就很喜欢模仿，有文化传承。人类学家摩尔根甚至发现，古希伯来部落早在进入文明社会前，便有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初民们在偶然性活动中瞧见石块碰击石块后产生有刃口、尖端的石片，于是就尝试着模仿这种碰击。人们把那些天然破碎的未经加工的石块，称为“曙光器”，意义切真。人类先是在狭小的部落，然后在更大范围学会遵守它们，由此扩展出非期然结果和广泛秩序,发展了文明。进化生物学家道金斯“发论明三倒”，将通过非遗传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概念化为“模因”。作为文化的基本单位，它拥有突变、复制与选择的机制。这是理解历史的核心密码。

历史是人创造的,但绝非任何个人意志之产物。断言掌握各种技巧的能力从理性中产生，人类能够按照己愿定规立法、全盘改造，乃致命的自负，本人不肯从同。提挈您的《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一书内容，重要结论是“成功的自由社会在一甚大的范围内，乃接受传统、尊重传统并导传统于发展之途的社会。”贵国学者钱穆对此有一妙言: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一语就刺到了历史的心脏深处。中国还有一个成语“罔象求珠”，喻在寻找某事物的过程中，往往由无心者以偶然得之。

周德伟：上项宗旨，陈义皆至高卓。学生的女儿周芷从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毕业后，赴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攻读博士，效职于冷泉港实验室，为分子生物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发现了断裂基因，差一点得诺奖。

历史“循其道而演化”。若近真求实，英雄造时势有其限度，时势造英雄更近于事实。脱离空际地过分推崇圣人之功，自难形成正确的社会发展观念，但吾国也不是没有符合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立说。分别以察，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推析封建制的建立不是出于圣人的本意，而是迫于“势”。这是一段最优的社会发展论，超过作者同时代人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自启欣羡。欧阳修《本论》诠证先有既成事实后有典章制度，而后才有礼；礼必有所因，既有因则必有所革，推翻周公独自制礼之说。细揣该文有醇有疵，不似柳宗元那篇纯粹，然而这段很好。苏询喜好臆说，多作刻薄惊奇之论，不能信从，但《田制》讲经济形势促推井田废除，实是剖析社会发展的笃论。

哈耶克：斯坦利和雷曼在《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中阐发了与寻常不一样的非目标驱动型探索的作用，重塑了人们的认知与思维模型。

奥派代表人物罗斯巴德写就《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这部通史性著作,如哀家之梨。第一章专辟“古代中国的道家学说”一节。除了希腊哲学，唯一提及的古代思想学派是中国政治哲学学派。殊为惊异的是,将先达老子作为首个认识到政府干预后果的经济学家。推断庄子第一个提出驾乎其上的“天然秩序”概念，“它后来在19世纪由蒲鲁东独立地发现，并且为20世纪奥地利学派的F·A·冯·哈耶克所发展。”还谈到孔子、魏敬言、司马迁。近日得阅贵国何心隐所言：私欲只要能符合公众的利益，即为“公欲”。顾炎武鼓倡“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有一句话应该被诵读:“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也者。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驰其自谋之,而后生计愈蹙……”。这些都是著例。

经济学百代不祧之祖斯密分梳自私与自利：人非自私而是自利，为了自利而利他，最终自他两利。我喜用“每个人都可以用他自己的知识去追求他自己的目的”这个表达，比“自利”含义更广，有心理学依据。自生自发秩序就在追求自己目的的个人间互动形成。

周德伟：人与人结合的基本原则是经济价值。中国在宋儒以前，义利不并立。《易经》言：“乾，元亨利贞。”利之地位，仅次于天地开创。孔子尝有语云：义者利之和也,即先有利，后有和利之义,义之功用乃调节无数对抗之利。描述北周历史的《周书》也曰：“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有者，富足也，利也。人既各为其利，故须协调各方之利，“以美利利天下”。孔子的嫡孙孔伋是著名思想家，上承参与编写《论语》等作品的曾参，下启孟子。孟子问：牧民何先？孔伋答：先利之也。“亚圣”孟子坚守无恒产则无恒心的道理，主张“明君制民之产，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仁政首在利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的义利对抗说针对时病而发，今人须明了其语境。墨子“非攻篇”“兼爱篇”重视民利尤为明显，与休谟、斯密的言论正相伯仲，比亚里士多德对经济问题的了解更深。

透过有限的材料，探启一鳞半爪。《周礼》以“王士工商农”并举来描述社会分层，不分轩轾。但管仲抛出“利出一孔”，商鞅将之具体实施，韩非子将商人目为“五蠹”之一。自董仲舒后只重农贵粟，工商为士君子所不齿，较先哲的见解差了很多。西汉时仅司马迁一人是例外。《货殖列传》极端重视民众谋生之利，平等看待各业，为千古之奇文。“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这是一篇优美的富国赞、生产赞、就业赞、分工赞、经济自由赞，甚至社会发展赞，所包含的精义不下于斯密思想。像范蠡、白圭他们顿悟出的贸易之道、逐什一之法，简直可以视作市场规则的最早发现。有说服力的史例亦不少。据《蒲寿庚考》，唐以前中国政府禁止华人与外人交易互市，实防兵器之阑出和国情之漏洩。自唐高宗时设立市舶司,在宋元明三朝最为兴旺，其间起伏短暂。与外国互市之利，尤为政府不可缺的财源。

再拈出数事。宋时王安石推倡“任民以其职，然而民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松驰唐代对商人科考的严格限制，推行“招诱奖进”的海外贸易政策,对业绩优异的纲首授予官职。对于物资和货币的流动，游牧民族比农业民族更有兴趣。允许海外各国商人自由来华贸易，始终是元朝的基本国策。他们撤销许多贸易限制，降低税率，发行纸币，设立市舶司。降及明朝，前期虽有203年的禁海闭关,但松紧反复,“隆万大改革”时被解除,拉开人口大爆炸的帷幕。心学大师王阳明为一商人写了“四民异业而同道”的墓表，言之再三商人能成圣成贤，与其同里黄宗羲之“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命题，一起构成划时代的宣言。据吴晗的研究,16世纪中期,连贵族和文武官员都做起了买卖,商人的社会地位改变了。通明一代，商税趋于由轻至重，但其总额与社会商业总规模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清朝的海禁只是部分地区且时间不长,对外贸易也是不断发展的。

哈耶克：纵观之，这是一次深刻的历史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