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波兰尼（1891-1976）出生于布达佩斯，获布达佩斯大学医学博士、化学博士学位。一战时在奥匈帝国军队任军医。任职卫生部、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在柏林威廉大帝学院化学纤维研究所和爱因斯坦曾任所长的物理化学研究所工作，德国一流物理化学家，现代化学动力学奠基人之一。二战期间转向社会、经济和哲学研究，发表《科学、信仰与社会》《自由的逻辑》《个人知识》《人的研究》《默会维度》《意义》《认识与存在》《充分就业与自由贸易》等。任职曼彻斯特大学、芝加哥大学、牛津大学，英国皇家协会会员，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2）出生于维也纳，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学位。一战时在奥匈帝国军队任通讯官。二战期间从经济学转向社会理论和哲学研究，发表《通往奴役之路》《感觉秩序》《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致命的自负》等。任职维也纳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以下简称“LSE”）、芝加哥大学、弗莱堡大学等，英国皇家协会会员， 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2023年春天，暌别经年、契若金兰的波兰尼与哈耶克穿越时间隧道，跨越重洋阻隔，围绕自生自发秩序论题对床夜雨，舌无留言，不时闪现智慧的神韵，倾谈不觉移晷。回述重要思想，重构遗闻轶事，含学术史意义。两位相知有素的伟大思者之间的交集，也许会在这场放谈阔论之后被学界津津乐道。

哈耶克：“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日征月迈，岁时奄然，但往事不曾云烟，至今无忘，久思一见。

您的春风，日日沐我心。把您哥卡尔叫做天才有点犹豫，称您为自顶至踵散发着才气的天才、鬼才中的鬼才，丝毫不会迟疑。这是惭凫企鹤，不是虚衷拜嘉。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我俩有近40年的友谊，您对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著述差不多全经涉目，所提供的“支援意识”颇大，多有启发和参考之功。基于自发秩序理论的制度分析，是我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端由。印第安纳大学的埃丽诺·奥斯特罗姆基于“多中心”理论的公共池塘领域研究，获2009年诺奖，这且按下不表。1945年出版的《充分就业与自由贸易》是具有开创性的货币理论著作，酿成既不同于古典货币数量论也不同于凯恩斯的理论，接近弗里德曼日后的主张，叠现职业经济学家的素养，思想佼佼者，实是侪辈中的白眉。

您跟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库普曼斯相类，不妨小注一笔在此。不知是西方开始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还是因为览书中受到了什么新启示，库普曼斯认为如果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去解决一些社会经济问题，要比研究量子力学更能直接改善人们生活状况。这样，他就不知不觉地逾越了自己的物理专业，而进入了经济学领域,犹如中国戏曲中的“两门抱”。他从头学起，阅读了大量的经济理论专著，继而又据特长钻研数理统计学，于1936年获得荷兰莱顿大学的数理统计学博士学位。

波兰尼:人间忽晚，山河已秋。“今霄剩把银红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深自疚愧，甘自菲薄。学殖瘠茫，皆刍荛之言。不贤识小，敬祈赐正。知音见采，人生交契求同调。质实言之，主要是由于我们对问题保持高度敏感，或说拥有同样的宏达问题意识吧。“矍铄哉,是翁也!”您知来藏往，书记翩翩，学养有素，学问的宗庙美富。与奥斯特罗姆一道，“志期于道”，研探本人力所未逮之处，对理论系统化拓辟付出重要努力。

形成社会领域自发秩序这个命题，不会是俯拾地芥。讨流泝源，我是在研究科学发现中寻得的，嗣后成为一个很长时期的关怀之处和理论焦点，发愿用所学的知识和方法解答其义涵。科学发现，“是一个有意识努力却无法控制的精神重组过程”，此为“多中心”秩序之祖义、曲孽者。何独科学发现如是地显系自发秩序性质，同样的过程也存在于人类一切创造性活动。今日，很愿意就这个问题作一番深入的考察。

“多中心”秩序，是一个余韵悠远、意味无穷的理论模型。原其所自，法国庞加莱是数学家、天体力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是一位领异标新的播火者，最先捕捉到数学领域“发现的实质阶段就是一个自动自发的突现过程”。美国的柯勒是格式塔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确证在感官内留下的物理痕迹以某种方式互动与接合，由此科学家对某一形态的感知就成形了，称此机括为“动态秩序”。自著《思想在社会中的成长》接过衣钵，前承这个悉中綮窾的概念，与之相对的叫 “计划秩序”，刊于1941年LSE《经济学》。我想引来作为说明，强调“动态秩序”不仅存在于自然，更重要的是孕化于社会和文化传统，是自由的根基。只是它开物成务的机理并非显而易见，常被分析家们忽视。后来在动意于组织形式的时候，衍为并分辨“指挥秩序”与“多中心秩序”。三复寻思，“指挥秩序”凭借终极权威，通过上级指挥与下级服从的链条维系自身协调与运转，这种一元化的“单中心”秩序存在疵病。鉴于“多中心”在产生与发展有序关系方面是“自生”“自发”的，径行称之为同质而异名的“自发秩序体系”，首见于1948年拙撰的《集中指导的范围》。《管理社会事务的可能性》的旨趣，则是深入分析个体自由与社会自发秩序之间的关窍。

哈耶克：我们已经直奔话题，效率颇高。与“多中心”秩序有“种源关系”的自生自发秩序概念，有深邃的普遍意义和价值，颇中肯綮，引以为快。其为至赜，极具洞察力，旷境别开，开放出极为重要的理论路向，是值得秀一下的东西。它是本人建构社会理论的硬核和法学、经济学的基点，是试图认识和解释的终生问题，并长期倡率、捍卫，产生一些谫论。

沿波讨源概念生成史，自己在早期没直接使用“自发秩序”，想法也不系统，但这个线索存在于思想深处且已有此类语。究其肇端，是1932年在LSE的教授就职演说中对复杂的和非设计的社会机制给出评论：“当我们开始理解它们的运作和作用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生自发’的制度发挥着必要的功用。”1936年《经济学与知识》采用“若干人之间所发生的自生自发的互动关系”这个短语。1930年代末，感到只对计划经济给予经济学批判是不够的，始从事“理性的滥用与衰落”研究计划。“文章有神交有道”。作为《经济学》杂志编辑，我对投交的那篇阐述“动态秩序”的文章，通读一过即投契，感叹并世之间竟有如此重要共识之人，产生求书得书的欣悦，深深蚀刻于脑海。从1945年到1960年专致心力于两项研究，著之褚墨，产生《感觉秩序》和《自由宪章》，形成“进化和自发秩序”这对孪生概念。1945年《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即论之曰：“某种未经设计（甚至是在人们并不理解的情况下）便自发形成的东西能够解决我们经由一种刻意的方式都无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1960年《自由宪章》首次启用“自发秩序”一名并阐说之，短短两页关键性论述的内容撮述1940年代您的有关尊文，几乎在转引。1973年《法律、立法与自由》抛出整全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从预期角度定义“秩序”概念；界分“增长的秩序”和“人造的秩序”，前者与斯密的“大社会”、波普尔的“开放社会”一般无二。习惯使用“组织秩序”“命令秩序”“指挥秩序”，与“自发秩序”相别。有时使用“内生秩序”与“外生秩序”这一对。基于“自发秩序”的抽象性，用“抽象秩序”与“具体秩序”这一组概念来分称。晚年仍喜欢自生自发秩序这个术语，间见层出，但吟之思之，深觉使用自我生成的秩序或自组织结构会更准确。精心撰构新名 “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将“资本主义”刻画为“扩展秩序”。

波兰尼：感谢不漏纤介之功。前述庶几可脉络性地呈现一过重要概念史，两人平行研究、同时发展。论学术价值，迄今不减，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据要津。

兴叹于逝水。我们于1930年代结识，伦敦与曼彻斯特距离不远，坐火车两个半小时就到。流寓英国后驰心旁骛，“学不可以已”地阅读大量经济学著作，涵泳其中，剔抉其弊，并交游曼彻斯特大学的经济学家。犹记常参加您在LSE主持的讨论并宣读论文，其情境如在眼前，尤为感铭。

这里要插一个背景。我于1928年、1931年、1932年、1935年四访苏联，废然而返，焦距集中到中央集权经济的运行和科学发展的困境。苏联组织科学研究的方式被看作范例，各国纷纷效仿，蔚然成势。英国也不幸发展至斯，突然间也兴起急于事功的科学计划化运动，舍己从人地崇奉战时建立起来的模式，追求能够施用于实际问题的科学，以“技”代“科”，工具化手段化科学。多与事实乖迕，臆断瞽说、偏谬之见和“河汉斯言”甚多，认定是未形之患。责不可卸，不能一暝不视，不可以一涟漪视之。我忧形于色，有慨于此，以为不宜延拓。像唐·吉诃德见了风车，由“肠一日而九回”所驱动为文。发出谠言直声，力证其非，大挫其凶锋。其中重要争点是说以人为基点来论证科学探索，起初就被考虑到应用的只是极小部分，纯粹科学自有其内在目的。

何以见之？有的甚至纯碎为了好玩，而入象牙塔。不是为结果而创造，而是为创造而创造。像这样的事情，不可胜纪，论断确然有据。古代炼金术推动得到不少可靠的知识和有用物。如阿拉伯炼金术士无意中觅至先进制酒技术——蒸馏，以及硫酸和硝酸。中国的道士在炼丹时，发现了黑火药。牛顿研究炼金术，也有一个好的副产品——联想到天体会具有引力——这也是引力理论的来源，是因为我们的宇宙正身处于上帝的坩埚之中。正是相信此，才促使他取得运动科学的最终突破。尚有人类不能够认识、科学无能为力的“自在之物”。中世纪的胚胎学取得很大进展，但其基本目的却是宗教性的，研究灵魂何时进入胎体。诞于圣诞日的牛顿为科学而科学，有形而上学的寄托和欲知其所以然的精神，显然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工作的应用性。《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对当时的生产生活完全没有指导意义，心里想的并不是将来搞工业革命，纯粹是想知道世界到底怎么回事。开普勒的天文事业，从始至终与神学密切相关。占星术正是当时观察天文运动的人类智慧的体现。爱迪生发明留声机后，并不清楚该如何利用它。如果上世纪20年代的量子物理学宣称要达到什么商业目的，那它一定以失败告终。当年研发互联网，就是要建立一个分布式的系统，实现这段被打掉了，迅速连上那段，那段被打掉了，再迅速联上这段，永远打不烂。这是当初设计互联网的思想，没想到引发了一场技术革命。例多不举了,嫌大家累赘。越少考虑直接应用方面，种豆得瓜，就越有可能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向自然立法”。康德大抵是有所激而然，在《逻辑讲义》中庄语谓之曰：“如果在科学文明中，只看到物质所得或功利用途，我们将没有算术与几何。”叔本华亦曰：“没有实际用处就是天才作品的特征。”

《科学、信仰和社会》是1945年在达勒姆大学“路德讲座”发表的演讲集，本人第一部系统的科学哲学著作，标志着哲学生涯的开端。您实难缄默，致信本人给予勖励，又怵惕于科学计划化，体认把回击势焰极张的唯科学主义并择要加以辩正作为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两人互为共轭，互为奥援，相当会心。返观当年情景，虽难说仅为绝响，也庶几近之，且为时论所不容。

哈耶克：极是，析得深且透，有伦有脊。这是一个值得一辩的问题，我不禁还要加述一段。爱因斯坦尝有云：从单纯的演绎推理发现不了重大科学原理，只有直觉—演绎思维方法才能产生创造力，经验事实中是不能归纳出基本规律来的。

摊开来说就是，我分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细缕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许多人的行动无意之中造成的或未经设计的结果”，即解释“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个说法既简且明,具如下述。森林中形成羊肠小道之前，每个人各自寻找。经过一段时间，某些道路因经常利用而变得易于行走。这个“突生现实”虽是许多人有意识的决定，却非自觉设计的结果。唯科学主义与之意蕴大异，恰成对照。推明其义，就涉及的关键要素来考察，它可解析性地划分为客观主义、集体主义和历史主义。简截地说，客观主义否认社会科学素材的“主观”性质，把研究对象简化为物理过程。集体主义否认社会科学应当以个人的行为意义作为起点，把复杂现象评量为明确的客体并试图找出经验性规律。历史主义由于不承认普遍存在的理论而陷入相对主义，拥护国家干预主义。凡斯种种，所见甚属乖谬。一个时趋是把一切社会问题视为工程师面对的问题，为计划主张提供根据，使之在现代社会泛滥。对此，必须惕然自己。要崇尚科学精神，但不能唯科学主义。

除了我们两人，波普尔张解设难，针砭唯科学主义也尤见鞭辟入里，有殊途同归之处，可谓鼎足而三。相伴于道，此路不孤。相互提供精神营养与思想补给，学术上的常棣之华、异姓辙轼，莫逆于心，颇为友契，实流亚。与您、波普尔一起被誉为“朝圣山三巨星”。望您接下来详细追溯过去讲过写过的东西，最好谈得更深入些。

波兰尼：这些论据有其相当可观的力量，“巧妇有米”。在下以思想实验为入口，以足球比赛为实态来讨论，手起刀落，有条贯地比较自发秩序与指挥秩序的肯要，逼近其“本垒”。简概地阐述如下。

假如两个小队，一队是足球赛中的5个前锋，以相互调整来实现彼此间配合。一队是在海上航行的5名船员，每个人的行动靠船长命令而相互配合。那么每个球员每分钟调整的动作比船员更为敏活，且数量必定大5倍。不宁唯是，继续考察数量增加时的情形，更体现出两种秩序之间的决定性差异。

请听其中原因。自发秩序的体系完全由一个级别构成，所有增加的单位也在同一个级别之上。与此相应的指挥秩序惟有靠通过增加新层级来加高金字塔，才能实现较大扩展。况且为简单明白计，上面已排除前锋自己做出的调整。可以说，自发秩序的范围以其规模的平方为比例而畅发，指挥秩序仅以其规模为比例而增加，差歧所可同日语耶？以指挥秩序代替属自我调控系统的自发秩序，那就等同于把需由数千根控制杆同时工作的机器交由一只手控制。如是，只能使大规模的体系陷入麻木和衰谢状态，如老驴推磨，或被分割成细小的断片，不时会有干碍，秩序渐紊，无法实现有效运行。其危害，于斯可窥一斑。早已对此证之再再，但是人们想当然耳,总觉得“自发”是坏的、不可靠的。更甚者，悖其道而行，顽然地与一切自发倾向、大量自发行为作斗争，力图消弭之。其结果，以试目候之焉可。

哈耶克：前面这个假设的例子，不会仅仅是一次智力游戏。

我从技术经济问题转向一般社会理论的研寻，在凝思自由、理性和传统问题时冲破“思维茧房”，抉破自发秩序这个理论基础的。现略述其要。考察苏格兰和法国启蒙运动传统，可以分划为进化论理性主义和建构论唯理主义。管见所及，这两个理论传统看似近密，其实差异甚大，这是前人不太属意的方面。相背若此,必须加以细论。前者明确指出文明肇发于在日居月诸中不断试错、日益积累，是一种艰难获致的演化利益，或说是经验的总和。其命题可以表述为：人类只有承认理性的限度，才能充分运用理性的力量。后者则宣称所有社会制度都是而且应当是设计的产物，其命题可以表述为：人生来就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秉赋，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型构文明。此是期期不敢苟同的，必须糠秕之。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陈述其信念说：“人类所完成的很多智力工作无疑是由于模仿，而不是由于理性。”旨哉言乎？

所幸的是，奥地利学派祖师爷门格尔以视通万里的眼界，循回和追复“英国传统”,继续发展之，于前人论述的细微处发掘新的意义。特别是采行情景分析方法，借助讨论货币的起源阐析无意识秩序理论，确证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货币是一种社会习惯的看法，具体化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的道理。一语惊醒梦中人，令人较然不惑。意在斯乎!余生也晚，不获亲炙教筵。对其所得慧果，让不佞眼前一亮，心折不已，并有共鸣感。它们是一直促发鄙人思考的不竭源泉，多有开益。今略为陈述，以为一脔之尝。

这个演化过程当如下述。初期，人们参与交换的目的就是用过剩的财货换取能满足目下直接消费的，但在十分狭窄的范围内“两两对应”的几率不高，阻碍了交易活动。尽管史料缺泐、文献无征，但可以推测到，只要是理性的物主就会很快认识到物品的可售性差异。若然，则可能悟出用可售性较低的物品，来交换不能直接满足需要但可售性更高的物品，进而将在随后的交易中更成功交换到想要的东西。最初仅有少数人了解这种知识，其他人也只程度不同地感知，但大家会逐步通过复制推理过程，遵从这种相同的常规性和模板，不成文的剧本开始呈现。预期他人会预期他人会这样做，从而波及更远和更大的时空。末流所至，积淀为习俗和惯例，化成一种群体性行为，浸浸乎一种被称为“货币”的财货悄然登场，尽管参与者没意识到在创造货币。货币产生过程，应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货币是被铸造的自由”之断论。       门格尔并未拘囿于此，又导出形成新居住区和国家、产生法律和语言的逻辑，证示它们亦是理性不及的过程、非意图的结果，而非设计、建构、规导出来的。这也表明，经济学研究行世而传后的定律，必须从普遍事实中加以抉示。一件尚罕有人知的事情是，门格尔的思想经由其一个学生的努力，对现代人类学的兴起有过一定影响。今日也算心香一瓣，奉献于先师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