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讨论至此，不得不把您二哥牵扯进来。他是布达佩斯大学哲学、法学博士，任职《奥地利经济学家》副总编辑时与米塞斯和我接触过。卜居英国后任教于工人教育协会、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后供职美国本宁顿学院、哥伦比亚大学。1944年自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质疑为什么欧洲从1815年持续到1914年的百年相对和平繁荣时期，在20世纪突然让位于一战和二战？这里不予摘述，只举陈几个主要悖谬。

他决意独上偏锋,强为定论之前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嵌入到社会活动中的，人们的行为动机不是维护个人物质利益，而是维护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社会资产。文称传统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秩序主要依靠互惠、再分配这两个原则，并非与经济相联系，价格并不是经济行为的核心内容。然而在19世纪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发生大转型，经济开始脱嵌于社会，人们的行为以自利为准绳，所有产品以市场出售为目的。但是，劳动力、土地、货币这3种商品形象是虚构出来的。一自将它们商品化，整个社会完全从属于市场的逻辑，会导致社会的毁灭、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商业企业的萧条。职是之故，市场自我调节和社会自发保护这两种力量构成“双向运动”，使人类面临“死结”。声云如果允许市场自发调节，就会损坏社会的本质存在和整体利益；允许社会干预和控制市场自我调节，则又会损害市场，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两种运动所积累的破坏性张力使社会陷入混乱，最终催生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世界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等。此说大不然也。

波兰尼：他的这本书，与您的经历了坎坷被认知历程的名作《通往奴役之路》同一年出版。卡尔是经济史学家和经济人类学家，端守于用文化的方法研究经济的鼻祖，下笔琳琅,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学者,此为考语。这里集中追问：何也？白云苍狗数千年，我们已无法穿越那些尘封的岁月了。但他对历史本身的研究并不具足，明显缺乏认真钻探史层的通感与深度，不能不觉得疑从中来。他屡现不应有的讹误、疏失阙略,甚至歪解、瞀见。大多数经验性结论要么是以偏概全的武断，牵强附会，要么不能成立，有诸多不靠谱的东西，不利于全面把握人类经济发展过程。让我们窥测经济史影。

人类学家塞维斯也采行再分配以维持宫廷—庙宇经济的说法，并把它作为国家起源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研究显示,在古代埃及，“辐辏——再分配”机制无法有效解释其经济的复杂性，以国王为代表的管理机构与神庙之间不是简单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关系。在美索不达米亚,企业交易与宫殿再分配、礼物交换并存，自属当然之情态。亚述学家已经证示在宫殿经济中企业家的作用。

他更多的是道德分析和文学描述，用想象和乡愁来替代历史的实相，凌虚蹈空而无由来，失诸系统的经验证据和逻辑剖析。不待言，在他眼中,原始文明似乎要优于工业文明，如尝言自由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导致普通民众贫困和严重社会灾难。披读之后，咋舌称异,有点心塞，他还能不为此坐腊？哈佛大学莫克尔著《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立言甚圆融，已对工业革命时期的民众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问题做出合理分析，无庸备述。

同时，聆其言论，从始至终没对“社会”下过明确定义，且在不同层次上使用，左抵右牾，大讶其意，容我一一论议。论述经济关系嵌入到社会关系当中时，“社会”是个广义概念,但在讲社会从属于市场、提出“市场社会”命题时，仅是狭义的指称。也缺乏基本的国家理论，对制度安排不够重视，无法理解国家及其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复杂关联。兹不论把“国家”概念包括在“社会”概念之中是否正确，文本不同语境中对“国家”与“政府”概念也未加审论，混通不分、缭绕不清。在用“政府”合适的地方代之以“国家”，在用“政府”已足够之处又把“国家”扯进来，支吾其辞，叙次失伦，令人绝倒。小结一下，从其核心术语的厘定及运用来看，义在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对概念准确性有讲究的读者，可要小心了。探查其语文实态，实在问题多多,不知道在他头脑里是如何自圆其逻辑的。“白圭之玷，尚世者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文不可以苟作，故而言此一段。

哈耶克：限于时间，只能探讨卡尔对细节认识的一些突出面向。其在研究英国经济史时，曾广泛阅读采煤业的历史和技术资料。采煤，就是把嵌入矿井石壁中的煤炭分离出来。所以，其思想的逻辑起点就是硬拗的“嵌入”概念。用以立言,表明经济并非像理论中说的那样是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此点姑且不论，更要命的是如您前述，误解了“社会”“国家”等重要术语,这是造成无数逻辑混乱和解释困窘的根源。“社会”应是一种协调的结构。经济行动不过是社会行动的特例，韦伯这句话特见精彩。卡尔视社会为客观存在的实体，坚持社会先于个人，且用泛灵论的态度看待“社会”，把它人格化，“赋予它一种意志、一种意图或计划”，这亦待商酌。发明“社会权利”术语,且不重视激励结构，真乃无可如何。他再三再四言及，一个好的社会一定要把市场放在外面，截然二分。不仅此也，他的“自由”仅跟收入和社会保障联系在一起，且以为与计划不矛盾，要求采取不合理的干预措施，提供了一个没有贴计划经济标签却具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解决方案，妄之中又有妄焉！这里，无需进一步举例说明他如何错判或误解世界历史运行中的各种问题。

虽然无缝天衣不可得，但卡尔选择性地剪取和引据史料，自证其是,说明人类没有特殊的经济动机，“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此不免过言，做出违背事实本来面目的书写，几乎和《国富论》反着来。作为严肃学者,怃然于心,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凿空之论。

我运用现代考古学和经济史资料，撰述对“自由、财产和公正的起源”的诠解,勾勒出了早古时期近理之测想和情实。鄙意以为在邈远的年代，从手工制作第一件工具开始，人类就形成个人财产的观念。从个人为家庭等有限的群体承担责任开始，就分化了土地等贵重物品所有权。从根据当地没有材料可用来制造挖掘出来的物品，很可以说明贸易的线索。下面的结论实是确情,使人信而有征：贸易非惟早于农业等生产活动，也比国家更古老。分立的财产导出个人自由秩序和私人目标多样化，带来保障自由的法律规则。卡尔讲市场是政府出于非经济目的，有意识地甚至有时是粗暴干涉的结果。但细为分析，这个结论明显不符合历史和逻辑，实际情况是强大的政府对市场一再造成破坏。杜兰特苦心孤诣的名作《文明的故事》,历览成败存亡之道，对此已有畅论，指证历历，其说当可据。古罗马衰落，谁生厉阶？与中华文明、埃及文明踬蹶而行甚至停滞不前的原因一样，非一言可蔽，但一个最接近的可能回答是政府打了一手烂牌,取消创业自由、抑制私人的首创精神。捣巢伤卵，其国乌得而不衰？芬纳《统治史》第一卷比较了罗马帝国与汉王朝的共同之处，真可为之长太息也,殊可慨矣。这是痛彻的教训，来者的警示。卡尔识未及此，似有憾焉！插一段逸闻。华裔著名历史学者何炳棣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时，选了彼时于此任访问教授的卡尔的课，但数周之后即不再去听了。因为他偏重理论和观点，甚少讨论重要事实、数据。

波兰尼：这样的偏颇之论，确实缘于其立场和观点的先行，以及对材料的武断裁剪。您批大郤，导大窾，拨正其谬误，使人豁然开朗。

有几点阅读随想。卡尔一个槽点是有强烈的怀古情结，发明了“经济主义偏见”一词，论斥从经济和市场层面来寻求解释的做法。觉得工业革命破坏了人际社会网络、乡村传统秩序以及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败坏了道德，把市场经济当作邪恶的“磨坊”，悲观情绪笼罩在整个分析之中。其中的逻辑荒腔走调，不可忍闻。倍感可哀的是，利益的概念在他那里是贬义的，意义狭窄。诚如马歇尔所指出的，“流行的历史叙述总是低估了工厂时代之前人们的艰辛程度。”您以忧时之士的敏锐,慨乎言之,十分辛辣地把它们叫做“原始部落情感”和“自然道德”，即那种让小群体聚集在一起并保证内部合作的本能。

哈耶克：出语十分峻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最后尚须一述者，涉及我和不少同道。旷日弥久、着实热闹的计划经济可行性论战，个中一波三折，堪称思想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您基于“多中心的秩序”理论对不可行性所提出的解释，比米塞斯和我更进一步，某种程度上也更为彻底。如果继续钩稽相关文献，发现卡尔在维也纳的时候就研读门格尔、熊彼特等人的作品，随即向米塞斯发难，这是可行性问题大争论的启端。这可能是大家前所未知的。嗟夫，大约在1922年,他结撰《社会主义公会》一文,承认在没有市场、集中管理的经济中不可能搞经济核算，但把生产资料所有权明确授予“公社”，并在《大转型》中将历史材料与对米塞斯和我的攻驳熔为一炉。虽然我在一系列作品中没有把直接批评此翁作为写作出发点，但也是予以深切警惕的矢的之一，特为此编辑一本《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聊表鸡肋之意。您不愿喑哑失声，自觉不能鹘突了事，不顾戚谊地与他在来往文移中激烈驳辩，抉发正因,着力扳回来。因为此非鸡虫得失。

马歇尔曾把计划经济的信奉者描绘成“热心的艺术家”，可以此谓讦卡尔。还是饱谙经济史的诺斯高瞻一俦。他有动于衷，将很多墨水洒在从交易成本与组织制度的维度审视工业革命，剪棘开径，剖玄析微，让人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跃然登场，以冷峻的历史意识,旨趣微殊地系统抗峙、回应卡尔对古典经济学的质疑，满足了人们正欲寻问解答的饥渴。这波争论好多年不绝，至今也淼淼矣。但是，对诺斯不必假以辞色。若吹毛求瑕，我对其关于由国家统治者基于个人利益的计算,而为市场参与者设计产权制度的假说持有异议。当然，其晚景时对制度变迁的思径取向，已与鄙人的演进理性主义分析进路比较接近，颇为宽愉。同时，也接受他和青木昌彦关于制度乃“博弈的均衡结果”的看法。这段忆述，为后学留些雪泥鸿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