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益民

 

（上接前文《杨小凯与哈耶克穿越时空的对话（上）（中）》）

 

杨小凯：让价格制度有序地工作，须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一个没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效率损失比现有经济理论预想的要糟糕得多。竟至可以这样认为，市场的失败是产权界定不明确的结果，产权制度一定要有助于竞技状态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新兴古典产权理论运用科斯、张五常等人的思想，解释产权、交易费用与分工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现在把它拣出，求教于大方之家。

在下作出的辨正是，分工的细密、发达和技术的进步，使财产所有权越来越容易受到侵犯，或使保护财产免受侵犯的费用越来越高。分工不发达、没有货币时，侵犯财产往往靠抢劫或偷盗实物。随着分工的发达和货币的发明，可以只偷现金而无需掠取实物。此时需要大大提高保护财产的效率，否则会因缘此而生的费用太高而得不偿失。这是科斯定理的动人表现。保护财产效率的“锁钥”，第一种是用制度创新，兼顾保护财产和节约保护费用，如设立专利局、培养专业律师等。第二种是用技术发明。第三种是用适当模糊财产所有权的办法，以增加无形交易费用来节省有形交易费用，如公共汽车月票、计时工资等。

不宁唯是，每个交易都有失去财产的风险。人们不是生活于一个无摩擦的世界。交易的可靠性，由因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内生交易费用决定。如果人们花时间讨价还价、必要时雇律师上法庭等，支付更多外生交易费用来议定和执行合约，则每个交易的内生交易费用可能减少。节省这两种费用有两难，处于一种张力结构之中。美国保护法益的外生交易费用很高，但由于产权界定比较明确，内生交易费用却很低，人们努力的意愿很高，各种信息扭曲也不多。外部性概念没有意义，径而言之，其实质是两种交易费用的冲突。如何有效折中冲突，正是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关键是要让人们有选择制度和合约的自由。新的产权的形成，一定是对相对价格和技术的回应。

 

哈耶克：对上述几句话感到特别亲切。必须持有理解经济发展的钥匙，且要拧对方向。18世纪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可谓洞彻见底：没有任何东西像财产权那样，能如此广泛地激发人类的想象力并吸引人类的激情。推本寻源，重要历史逻辑是自有人类以后就有市场交易，在最原始的文化兴起之前对财产权的承认就已发生，尽管这种所有权观念是朴素的。财产权制度是迄今所发现的协调解决人与人之间冲突、竞胜争存的最有效办法，物质繁阜、人类文明成长的础石。这一点自无置疑的余地，最近其实。

法律、自由和财产权乃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昭昭然矣。很难想象，一个连财产都得不到保障、没有产权确念的社会，能有法律和自由？无如之何。休谟与康德曾孜孜注目于此，渊渊哲思。前者博议产权的排他性原则，后者把财产权解释为自由的反映，使人咀嚼不已，此处割爱不赘。

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是相对的，它在无限纷杂的真实世界里受众多事物的约束。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产权从来就没有完整地被界定过。这是科斯打动鄙人之处。在哪里划定财产权“尔疆我界”才最为有效，极为棘手，难以索解，但继续追问下去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就特定情势而言，所划定边界的位置是否正确。第二，从变化了的情势来看，一项业已确立的规则是否仍然适当。坎南的学生、科斯和刘易斯的老师普兰特教授目光集注于探讨所有权和产权问题，1930年代初撰就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发明专利，另一面是关于书籍版权，议论之中有深思焉。综其要旨，是对设立专利权和版权持反对意见。今天平议其论述，有些不完整。但沿波讨源，正是由他开垦了这片天地，成为开山祖。上述两个延至今日仍争论重重的研究领域，扣及了关键问题。科斯有一颗创造力丰沛的心灵，在几篇简短但极有影响的论文中追究师尊发出的疑惑，以他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提出新问题，刺激了产权学派的崛起。阿尔钦、贝克尔、张五常、德姆塞茨等人技痒难耐，比肩而接武。《企业的性质》的核心思想生成的时间约在21岁，与休谟构拟《人性论》的时间相若。此文刊布后不为人所重，没人垂注未来成就新制度经济学祭酒之事业的科斯。系主任罗宾斯和我也不注意，像诺依曼对纳什那篇“非合作博弈”论文之态度。

 

杨小凯：辱教之。历经有年，新兴古典资本理论把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分工与资本之间关系的故事变成动态全部均衡模型，揭橥资本促进分工和改进生产率的机制性规律。在我们的理论中，资本是一种发展迂回生产中分工的工具。其说如下。故事中有两对两难冲突：一个是专业化经济效果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一个是迂回生产效果与高固定学习费用的冲突。当交易效率低下时，虽然人们仍然可以自己节省时间来自给自足地生产机器，但在机器上的投资因专业化经济不被利用而得不偿失。断以己意：并不是只要有投资就能自动提高生产力；投资能否提高生产力，取决于均衡的分工水平是高还是低，而后者又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的高低则主要同制度环境有关。

该理论大别于凯恩斯的灵活偏好货币理论，可从完全不同的视角解释大萧条的原因。凯恩斯熟悉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对工业投资和技术则不甚了然。1930年前美国的分工已发展到很高水平，由于继续演进到更高水平尚需时间，所以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消失，利息率突然崩溃，金融和银行蓦然陷入危机。各行业对银行有极高的依赖性，后者的瘫痪造成全社会分工协调的失灵，使交易效率突然下降，也使投资机会进一步减少。避免萧条的最好办法，并不是增加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而是在银行业建立健全抗风险的机制。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在某些情况下不如发展中国家高。因为前者分工演进的潜力已快耗尽，而后者分工水平低，很多新专业有待创立。

 

哈耶克：学术生涯大约前20年，吾肆力于商业周期理论研究。1929年完竣的首部著作便是《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1931年出版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价格与生产》，1939年完成《利润、利息和投资》。1941年的《纯粹资本理论》只是原写作计划的第一部分，惜乎切入紧迫问题而中辍窥其奥窔。

货币数量论的旨趣只关注货币变动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而在下则向存不同意见，较详地研究货币增长所导致的相对价格变动及实际机制。人为压低的利率将新货币灌水至经济系统，扭曲指引企业家活动的信号，先前无利可图的投资时下有利可图，生产结构被错误地延长和拓宽，大相刺谬。不止乎此，紧承而来的投资支出增加，反过来推动要素价格上昂，企业家采用资本更为密集的方法，增加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消费品产业相对利润下降，要素因势以变，即从最靠近消费的部门向资本最为密集的部门转移。识者皆知，注入的新货币迟早勾留于要素所有者的口袋，收入的增加推高消费品需求和相对价格，终致打乱价格机制的节拍。于是，整个生产过程遽然翻转，要素普遍开始从投资部门向消费部门移转，资本密集的部门滋蔓严重亏损。变化斗然，之剧之速出乎意料。衰退根本上是由消费品的相对过度需求所引发的，或者说由于储蓄不足以支撑资本密集的投资。结论：货币干预将加深投资者和消费者决策之间的跨期失调，一个人为的繁荣出现注定会以一场萧条来收尾。则如之何哉？衰退是挤脓剜疮、清除积垢，与市场出清相系结，是一个健康调整阶段和清偿机制。朱格拉曾云：“经济危机就是一段总体上的清算期。”熊彼特在对经济周期的病理学分析中，甚至说在衰退阶段唯一合理的政策是什么都不做。凯恩斯的药方，抉其隐忧，就在于它给病人注射一针吗啡，药效是临时性的，且会产生反向后果，为患更深，危机愈迫。因此，备受笔伐。这是对大萧条成因的极简解释，对有些国家乐此不疲的宏观政策来了个醍醐灌顶。

 

杨小凯：此言得之。1993年我们建立一个新兴古典全部均衡模型，意在同时解释长期经济增长与长期景气循环共生，以及萧条期失业率上升、国民产出下降等现象，理论张力极强。一究其实，景气循环与耐用商品生产中的高分工水平有关，也与折旧周期有关。可鉴它负阴抱阳，不见得是坏事。亦可以说，周期的每一部分对经济皆有贡献，有意外之果。很多组织创新、合理化改革都在萧条期大裁员时萌动、发生，有促进生产力昭苏发皇的意义。屡说它是市场的成功，而不是市场的失败。步尊师后麈，证明《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中抛出的观点：“我们可以用贸易周期这种形式，排除在进步道路上的所有障碍。这里至少有一点是显见的进步的非经济因素，譬如技术知识和商业知识，以此用一种我们不愿意放弃的方式使我们受益。”证明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中的观点：经济萧条并不是一场只有负面效应的灾难，通过市场发挥着净化和规范作用；衰退是一场“冷水浴”“周期性萧条具有建设性意义”。纵目于中国改革40年，宏观经济经历4次下行调整与3次上行扩张，大约构成3个半完整周期。景气循环正好是市场化的结果，其理至明。与前苏联没有景气循环却耐用商品长期缺乏的模式比起来，是一个进步。

 

哈耶克：比克迪克是一位在经济思想史上被轻忽的人物。20世纪初叶，其在LSE攻读，坎南驳回他的博士论文，只得做了一名中学教师，在曼彻斯特大学当了两年讲师后入公职，其间定期参加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讨论。他始终认为耐用品生产中的乘数效应会引致巨幅波动，是产业波动的主要潜在原因。康德拉季耶夫发出“大规模的发明创造都出现在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之论。剑桥的罗伯逊也持有“经济周期受资本品使用期限的影响”的见解，且比熊彼特更早认识到“发明对促进投资进而对一般经济活动的作用”“货币的影响尽管会加剧经济危机的严重性，但并非最主要的原因。”

 

杨小凯：新兴古典日深月广，还对货币、企业、专业商人、城市的出现以及工业化等现象做出正本清源的理论爬梳，旋转出众多的解释模式、可检验的假说，从而形成浑然一体的思想产品矩阵。许多结论或与新古典分析不同，或在传统分析中缺乏，挖出新意义，很有揭破谜团的启发性，与现实更吻合，多有浮白击节之乐，兹不具引。总之，在一个全新的框架内从事工作很有趣，有一种曲径通幽的神秘感在诱惑自己。

 

哈耶克：从奥地利学派来看，新古典暗含一个社会工程师，个人的选择、目标无影无踪。新兴古典异乎此，其中的“人”会主动选择，有能动性。新古典偏离古典的真正核心，分析框架受到很大限制。由于对宏观经济现象力所不逮，凯恩斯强分畛域，创立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研究总量决定及其变动的宏观经济学，经济学从此划为宏观、微观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当然，其源头须溯至李嘉图“商品”和“货币”的两分法。战后各国普遍面临增长和发展问题，新古典或拙于短处而束手无策，或“边际产出递减”而处于尴尬状态，于是发展出一套与微观经济学互相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和贸易理论、增长理论。196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不能解释厂商的出现，不能说明交易费用、财产权的意义，又辟建新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形成纷纭的学说。新兴古典致力于米塞斯所言的“在分工的发展中追溯所有同社会有关的事物的起源”，将经济学各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如庄子“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以最少的基本原理来“打包”解说各种同类现象，也体现“思维经济原则”。

奥地利学派和新兴古典经济学构成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变，对新古典整个分析框架发出挑战。您讲了一句不太谦虚的话，自况哥白尼：“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挑战，非常像500年前日心说向地心说的挑战。”日心说诞生之前，托勒密的地心说一统天下。但是，由于观测到的天文现象与旧说产生越来越多的岐趋或矛盾，天文学家不得已在老框架内发展出很多相互冲突的理论。其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勉强解释某个星象，可是彼此孤立或矛盾，且与核心理论相孤立或矛盾。哥白尼在解决数学问题后形成的日心说一发表，人们就发现所有地心说不能解释的星象变得易解了。这是对宇宙认识的鹰扬于世的革命，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开创了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的新时代。记得德国经济学家戈森曾声明自己发现的边际效用理论，堪与哥白尼的发明相比。休谟推想自己是“道德哲学上的牛顿”。有评者将门格尔的成就与哥白尼比拟，把康德在哲学上的诸多精警见地譬之为一场“哥白尼革命”，艳称迈克尔·波兰尼为“当代认识论中的哥白尼”。

 

杨小凯：目睹表率于前，吾辈惟有加倍努力。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就是经济学老师在课堂上向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讲授的共同知识。想进入主流学派，需要久长而耐性地攻关拔寨。一定要在最好刊物上发表足够数量的文章，有高被引次数，然后撰写教科书，且很多教授纷起呼应之，愿意使用它，或别人的教科书采纳你的理论，形成知识谱系。当然，也由此导致积累经久的许多东西被搁置和替换。这个过程恐非易易，十分艰辛和痛苦，有一种战场上如履如临的感觉，是一个思想奥德赛的历程。形成主流学派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数学化，共享一个知识主体。杰文斯曾云：“如果经济学要成为科学，它必须是数学的。”以数学为基础的命题的概念有严格定义，不能任意解释，一旦有分歧容易找出抵牾处，利于研究结果的交流和评价。后学的知识以前人业已证明的命题为依托，知识加速累积。

2002年诺奖得主史密斯尝言您的许多论断“既没有被证明，也没有通过实验得到验证，并没有一个基本的哈耶克定理能够阐明他的批判。”不佞热衷于把科斯、诺斯、张五常的思想变成数学模型，企图用数学证明您的思想。可您一贯认为经济现象是复杂现象，强调不能向自然科学效颦，不能用数学来处理。对此，晚生小有微词。

虽然数学推导产生不了经济思想，但数学公式和模型是思想的重要载体、表达形式。从经济数据中总结经验典型特征事实，提升模型与现实世界的拟合度，可以凝练出重要的问题，如菲利普斯曲线等。物理学家费米的一句话被刻于芝大社会科学楼的入口处：“如果你不能量化表达，那么你的知识仍然是简陋而又不完满的。”

晚生不同意盲目崇拜数学模型而造成“数学不能承受之重”，以及贬低高深思想的意义，也不能苟同贬低和否定数学模型的态度。其实，科斯也不否认形式化的作用。其赞成从真实世界的问题中发展理论，再使用数学工具。熊彼特直至晚年还在苦学数学，反对的是数学模型的滥用和误用。五常在2017年悼念阿罗的文章中，承认经济学需要喜用数学思考的古诺、阿罗这种人。假如五常积极跟踪文献的最新进展，并用数学模型一般化自己的理论，那么可能就得诺奖了。目今最好的模型所表达的思想，比您、科斯、诺斯、五常等的思想要浅薄。这些高深思想的形式化，需要更高阶的模型。眼下博弈论模型还只能预测策略的演进，如美国经济学家肖特的工作，而不能预测策略与信息互动的演进。鄙怀博弈论的发展终将您的思想形式化，使概念、结论更具严谨性。

 

哈耶克：今天真是一场引人入胜的发现之旅，结不解缘。相信50年或100年后，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您注定是个绕不开的人物，载之以传，必将永铭。刻下人们，或许还不能充分认识到。

从不太喜欢揄扬人的张五常叹惋不已：如果小凯有好的际遇和好的身体，本可成为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这毫无问题。   如果像我这样年过耄耋，或许会有更多贡献。未尽其才，至堪痛惜，为之泫然。正如贵国古人所云：“实有牙生之痛，岂但鸰原之悲也。”好在，学术可以长存，思想比生命更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