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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与哈耶克穿越时空的对话(中)

 
杜益民
 
 
杨小凯:1995年10月写过一篇详剖心迹的专栏文章,题为《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芹曝微忱。文首即云:“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晚生是个有一套独特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奖得主从没有崇拜感,对其中几位还觉着难以获此殊荣。也是个对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但读了您不用数学模型的的皇皇巨著后,击节而叹,产生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特殊经验,讲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从来没有的感觉。相信大多数人读了您的书后,对世界的看法会发生深入骨髓的变化。我们在学术上至少相隔两个代际。司马迁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李白云:“崔颢提诗在上头”。以前经常透过自己的研究对象与您在精神上对话,微妙连系,心通暗合,今天终于实现百闻不如一见的深愿。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许多结论和您声求气应、所见略同,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逻辑完全一致。其贸易理论是首个能阐析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发展而来的论说,证成推服不已的自发秩序理论,并为人们理解它打开另一扇门。
 
哈耶克:仰屋着书,一生未出象牙塔半步,探寻布罗代尔所言“社会”这一“特别狡猾猎物”的生命奥秘。毕一生心血的自发秩序理论特别触目,是本人社会理论的核心成就和法学、经济学的根本原理,构成自己言说的背景场域。其所论诸端,是对“看不见的手”原理的重新诠释或深耕密植。有人评价不佞是斯密社会秩序理论—不需要直接指挥、控制而自我矫正的洞见—在学术界焕发出新生命作出重要贡献者。
拙认为经济是一个开放、演化的系统,市场是人类社会内的陀螺仪,不断产生自生自发的秩序。最为重要的,便是范围日趋扩大、自展式前行的劳动分工秩序。像上了发条,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至部落之间的分工,发荣滋长而链成国际分工,直至四海八荒的全人类都被纳入合作秩序之内。就像华裔历史学人黄仁宇所说的,这个大罗网越做越大。当然,它是一个演化过程,而非线性过程。劳动分工秩序意味着那些互不知道、不认识的人之间的活动,可以相互调适。但要促生这个演化模型中包含的现实,必须实施减少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规则,移除“布罗代尔钟罩”,解除束缚的紧身衣,“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让价格这个巨大“飞轮”转起来。己所蕴结的思想,在您那里得到精彩表达。
历史是理解经济的重要工具。揆诸现代考古学,证实贸易要早于农业或其他生产活动,也比国家更古老,强化了个人之间自发合作所实现的成就大大多于政府作为之结论。贸易理论的历史与经济学本身一样长,有两种不同的理论指向。据斯密灼见,人们可能生下来差别并不大,但由于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因而形成生产不同产品的不同生产力,这种源自分工的绝对优势是有贸易好处的根源。李嘉图觉得绝对优势并不是产生贸易好处所必要的,虽然它是充分的,因而提出比较优势说。1970年代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比较优势说比绝对优势说要高级。因为绝对优势是比较优势的一个特例,有前者时一定有后者,有后者时前者不一定有。对贸易理论的重新思考,就从诘驳这个传统观点开始,研究进展颇为波折。
 
杨小凯:人类是唯一有交易需要的动物。前些年,以色列经济学家奥菲克从多学科证成“交易是早期人类进化的驱动力”。
贸易理论向有多说,现在上一些快镜头。1977年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提出D-S模型即新贸易理论,注目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内中说明,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产生内生的即后天的绝对优势,加强自身在分工中的地位,在长期交换过程中获得更多利益。推他们之意,可见某种条件下比较优势概念不能含括绝对优势。也就是说,斯密的分工理论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更具一般性。那答案是否充足呢?晚生和同事粗涉其藩,继起而致力之处,是把基于专业化程度的决策而产生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比较优势,对它形式化;将原比较优势概念叫做外生比较优势,以外部给定的个人之间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严格证明其局限性。明乎此,也就可解,如果A国生产资本密集的产品有技术比较优势,但A国是个劳力相对丰富的国家,若前一种优势超过后一种优势,则出口资本密集的产品。
斯密在《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有云:不能想象分工是人类深谋远虑的结果。时至1993年,我们发展了一个工致严谨的模型,略事介绍。它内生个人分工、专业化水平及市场一体化,证实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尺度上,最初受囿于极低的交易效率,人们只能选择“闭门成市”的自然经济,在“一亩三分地”内自给自足,既不需要内贸,也不需要外贸。当交易效率稍稍提高时,孕生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局部分工的情形出现,改变了司马迁所论的“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之现象。当交易效率提档加速时,如运输技术压缩了空间的“时间距离”,使许多以前不值得做的事变为值得做了,新贸易品明显扩充,互不往来的各地方市场进入广远的交换网络,促成全国性统一市场。英国在18世纪,已完成前面两个发展阶段。当交易效率更高时,每个国家的人口在内部市场的浅滩之中都不足以容纳这么高的分工水平,此时全世界形成不少互不履足的自由贸易区,区内市场渗透度较高,经济景观发生巨大变化。最后当交易效率极高时,则只有此来彼往的统一的世界市场才能维持很高的分工水平。骤眼一瞥,这是一幅全球化的微缩图景,恰如《资本论》中所言“一切民族在世界市场网中形成的密切联系”。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故事具体地辩清,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实际机制一样,都是折中专业化经济与节省交易费用之间两难冲突的结果。
1991年,我们把从容的学术遐思引向对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研琢第一个用分工自发演进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很是别致,可备一说。分工的机制,极为敏锐而复杂。在初始阶段,知识有限,生产力低,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兹先从选择沾体涂足地即采即食、自给自足始,似一个克鲁索经济。随着时间推移,藉由“干中学”改进生产力,付得起交易费用,人们选择高一点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土地日辟,市场容量、贸易依存度上升,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角色淡化。这反过来引发“精耕细作”以及休谟所言的“酝酿发酵”,加速增集专业经验和人力资本,使生产力快速茁长,因而付得起更高的交易费用,更高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将被选择实是事理之当然。这个正反馈机制在经济学中是清晰的,它开启自激式进化过程,使分工自发演进,臻荣日上。分工演进的初始阶段,经济增长率低;当分工演进至一定水平,经济起飞;当分工的潜力被耗尽时,增长率日削。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如果发达国家分工演进过程早于落后国家,两者收入差距扩大;当发达国家把分工演进的潜力耗尽后,与增长率上升的落后国家的收入差异又会缩小。我们研制的这个模型,也回答了罗斯托的“为何穷国变富而富国减速”。
克鲁格曼对之倾注了莫大的热忱,继踵而起将D-S模型应用于国际贸易分析,成为多年定论的重要依据。它解释了这样一个特征性事实,即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而比较利益较多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贸易反而大大小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仔细究诘,问题比较复杂。它未达一间,仍有可议之处:其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愚所欲问者:既然国际贸易的好处如此明显,为什么人们一开始不直接选择国际贸易,而偏要从国内贸易开始?他们将原因归结于“某种障碍”,但模型中并没有代表这种障碍的变量或参数,很难肯断,渐形窘态。
 
哈耶克:对几种主要学说予以琐考,快速扫描。由是观之,基于洞察劳动分工深远内涵的新兴古典在此尤有发见之功,注意前说所不及者,捕足现代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其比新古典更支持自由贸易政策,有助于认清国际竞争力的实质。可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尤其可嘉的是,它统一了国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形成一个自洽的闭环和机理,贯通性地诠释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要充分利用分工和贸易的好处来发展一国经济,关键在于改进交易效率,通过分工创造内生比较利益,而不仅仅依赖外生比较利益。由此可判,发达国家因为交易效率高,更需要藉盘错其间的国际贸易链条来扩大活动范围,利用高分工水平和复杂化交易网络反哺增长的好处。此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起劲地、勉力地拓展前未履足的国际市场的原因。当交易效率很低时,即使人口规模很大,分工水平和生产力也不会高。这不只是逻辑,也是历史。此义在国别经济史中,得到具体的例释。16世纪法国人口是英格兰的6倍,但不能成为一个增长领先的国家。与中国和印度改革前巨大人口规模对增长无正面作用的大有径庭的典型化事实合节。两个国家径奔改革之路后,人口规模就充分发挥出优势,这是众目公认的。这是您在遗嘱中写定金句“中国一定会强盛起来”的理由。进一步地看,印度人勤劳,但生产力为何仍比美国差一大截?芝大谢长泰对此不寻常现象注意有年,研究结论是印度人一天会做很多份工作,无法积累人力资本。这亦是一种别识。
新兴古典增长理论照亮了现实,比广有声势的索洛传统增长模型与罗默新增长模型有高得多的预见力,因为它们不能分别推度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覆按其他新增长模型,也没有跳出新古典的框架,只是加了一点新东西而已,如卢卡斯加进教育与生产的冲突。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很快就遇上解释的困难。观其大略,都假定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的分离,组织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能被解释,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同样不能被解释。窃疑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和库兹涅茨及钱纳里的产业结构变化理论也不够精准和熨贴,其中情节此处从略不及。按照您的说法,劳动剩余对经济发展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分工演进才决定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增加不应该是解释变量,而是被解释变量。前此数人皆为学界之大有名者,除了钱纳里,其余都折桂诺奖,索洛还是第一个因增长理论获奖的。
 
杨小凯:接踵之后,我们启动思旅,用序贯对策均衡模型证明,市场制度的功能并不是让所有人分享所有信息,而是会促进专业化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当每个人只知道整个社会信息极少一部分时,却能充分利用以简化形式出现的这所有部分信息的集合。2002年诺奖得主史密斯发现市场的神奇之处和最要之义,正是它能汇集“远远超出了每个人所能理解和掌握的信息”。您多年前遽有此珠玉之论,可谓莫大洞见。在下相感呼应,与尊意相辅而行。
 
哈耶克:现在,我们讨论到较有意思的题目上了。对您这个使本人的知识分工理论获得加固的精彩论证特别青睐。当年我不愿重蹈旧径,极想披荆斩棘,细心寻觅可归属全人类的精神晶体,开出一种新范式。过去了这么久,犹如历历如昨之感。1936年吧,汇集对价格问题的思考、参与计划经济可行性论战时的体悟、讨论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的收获,福至心灵,豁然洞开,酿出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知识分工”理论,这是自已戛戛独造、持之甚坚的思想。其要处如下,知识不是客观的,而是为行动者主观拥有或解释的,是分散或分立的,是默会的,并受制于持续的变化。径直道明每个人都对其他人具有某种比较优势,掌握着独一无二的信息。只有由每个个人做出或参与做出的决策,它才能被利用。贵国熟语“三个丑裨将,顶个诸葛亮”,非孟浪之言,生动地喻解了知识的这个特性。知识分工与劳动分工,这在旁人看来难免有些比拟不伦,但两者实为相似,一样重要,却被完全忽略,值得花点精力搞清楚。
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大而言之,就在于说明知识和信息的利用问题。用行话来说,市场是传播分散于无数人手中信息的手段,其运转所需依凭的知识很经济,个人只需知道很少的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这个认识莫之能抗,迄于今日没有看到可以推翻或者取代的。进而可说,价格机制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也许是所有发明中最伟大的。何则?鄙人按断:“正是通过这种价格体系的作用,劳动分工或以分立知识为基础的协调运用资源的做法才有了可能。”这是至今仍被反复称引、以为典据的名论。计划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信息成本太大。亦如友生赫维茨绝无踌躇地直揭其由:信息效率太低。
 
杨小凯:信哉斯言,掻到痒处,迷惑一下子就被这个有力分析澄清了。彼时甚少有经济学家的足迹,能跋涉得如此之远。这是您在学术生涯中、在行世诸书中最为凝重的笔墨,发挥了康德所言的“生产性的想象力”,真如胜义,不朽之理。“知识”比“技术”的含义要广要多,须区以别矣。“技术”仅指一个人在其行业中所使用的知识,而社会过程中的行动者必须懂得一些更深一层的知识,即有关行为选择可能性的知识。计划体制要求中央机构拥有一种任何个人所不可能拥有、散播于社会的知识,但根据统计资料制订的中央计划无法虑及它们。知识分工理论别出手眼,构成批判计划经济的主要逻辑起点。它似爝火荧光,起着开道的作用,指引着旷野中的方向,沾溉学林,广惠学人。这个理论太有逻辑优势,精彩到足以使所有替计划经济辩护的说辞苍白无力!它关涉社会科学的最基本问题——信息不对称,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预留了接口,具有继长增高的学术空间。莫里斯在研究最优税收的激励机制时建立模型,您的论点于此得解,因之获1996年诺奖。现下契约理论、博弈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等的发展,皆与信息不对称理论相关。2007年的得主赫维茨于伦敦读书时听过一年您上的课,其机制设计理论主要得益于计划经济可行性论战中关于信息沟通问题的讨论,获奖感言引入您于《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阐析的内容。总之,沾其齿及而成名者,不在少数。
获读您的书之前就有一个念头盘旋不散,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别并不是有没有计划。后者计划并不少,麦当劳总部就对各连锁分店下达很多指令性计划。关键是后者的计划是由权利自愿自发的买卖而形成,且责有悠归。前者的计划由政府的垄断强制而形成,且无自动校正的机会,心劳力拙。之如是,细想起来大概是初入门径时读弗里德曼等人的作品,间接地受到您的影响。
 
哈耶克:由千百万个人在不被控制、束缚的状态下做出的计划,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之基。在下对此颇有讨论,并极力张扬之。
在知识增长的同时,人的无知范围不断扩大。文明程度愈高,个人从中所能汲取的知识份额也就愈少,即知识的分立特性致使个人对大部分知识必然处于无知的状态。“必然无知”状态根本无从克服,只能应对。不承认这种“必然无知”,就会高自标墨,夸大自己的心智能力,采取干预措施以“规范”社会经济秩序。要知道,人毕竟只是通过自然界无数可能通道中一个极为狭窄的通道,才演化至今日的,人类的局限性几乎被所有人低估。因之,一个时期愚专注重“无知”的观念。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老子的话看似平易,却有千钧之重,其精彩绝不逊于西哲。
 
杨小凯:赫维茨清悟审正、斐然有绩,进一步演证在新古典经济环境下,没有任何其他机制既能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而信息成本又低于竞争性市场过程。乔丹则证明竞争性市场体制是唯一利用最少信息且产生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晚生和同事爬梳剔抉、困心衡虑,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施之于有限理性理论的研究,撰有一文,不仅进一步证明价格制度可以在每个人只知道全社会信息极少一部分时充分利用所有分散流通在各地、各个专业的信息,而且揭出一个被遮蔽的东西:由于它对个人理性和信息的能力要求极低,可以大大促进劳动分工,形成广泛深入的专业化。而劳动分工又会增加信息不对称,促进知识分散化,扩大无知的范围。知识分工理论具有更多可咀嚼的内涵,其深远意义与学术潜力尚有待继续发掘,我们决不能辜负它带来的思考维度。
市场是一个自发创造的过程,新兴古典与奥地利学派对此有高度共识。这一旨趣,值得深长思之。晚生雅思未尽,乐谈市场的根本功能并不是分配资源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使人们能用价格制度组织试验,以发现高效率的分工结构。在新古典中价格不能起到后一种作用,晚生与同事在本研究中解锁之。关于社会组织试验的模型背后故事的实质是:人类对分工组织的知识决定分工水平,分工水平决定人类获取知识的能力及生产率;获取分工组织的知识,与试验不同分工组织结构的效率有关;获得有关组织的信息后能否实现分工水平,又与交易效率有关。做出一个一般化推论:试验意味着不但试验有效率的组织,也试验无效率的组织,否则不知道哪个有效哪个无效。大多数被试验的分工组织可能不是最优,企业会破产。成功的企业家有不少是运气好,而失败的企业家提供的组织信息在重要性上不亚于成功企业家的信息。要多说一句的是,社会对失败的经验应非常重视、适当尊重。但人们总觉得“自发”不可靠、缺乏品味,对来自底层的自发实践不欣赏、不珍护。
 
哈耶克:所说诚然,颇值一赞。同时,当信鄙言之非谬也。“劳动分工”确实在您的框架中获得新的分析力度,某些方面可补拙著之阙。涂尔干将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视为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显然大谬。将市场、价格仅仅目为资源配置手段,亦甚是浅陋。竞争就像科学实验一样,首先是一种发现过程,一种人们可以获取、交流知识的过程。本人倾心此句,持之最力,屡为揄扬,自是大著。此不独吾言为然,日后得到布坎南和温伯格的共鸣。他们拾起敝人投出的飞镖,演绎出卓思妙句:“竞争是一种创造秩序”,比较耐读,流播甚广。克莱因有一知言:竞争是一只看不见的脚,与利润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相分称。亦如休谟所云:“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边沁的大部分思想是一个灾难,但“竞争即奖赏”属一奇警之言。如果能够预测或预见结果,那么也就不需要竞争了。一个伟大的社会,应该是鼓励所有人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充分创新的社会。
从组织试验的理论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最具理性的知识人有能力衡文却难以成功投资,而一些看似没多少理性知识的人反而有更多机会发财。鄙人一生大部分时间谈不上富裕,衰年时从芝加哥大学移席弗莱堡大学,主要出于延长教职年限的考虑,但未几遭遇金融诈骗,损失不少储蓄,获得诺奖后经济状况才有所改善。弗里德曼也是在获奖后才改善。而您呢,一次受张五常邀请,移席香港大学3个月,拿讲课费买期货,全部输光。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半年,动不思静,用薪水买股票,因公司倒闭而血本无归,家庭处于破产边缘,可发一噱。您那位印刷厂“手民”出身的妻子夺回家庭财权后营心于在澳洲投资物业,持筹握算,进项不小。
不必介怀和深讶,一些经济学家有着与我们相类的事证,恬不为怪,今日也没有必要“为贤者讳”。接下来,略举其要。熊彼特在埃及工作期间成功管理过总督女儿的资产,极尽人生之得意,但在维也纳时运交华盖,踏错节奏,股市中损失了几乎所有财富。一些投资项目也以失败收场,被解除一银行行长职务,百爪挠心。他为中学同学担保,哪知此人是个骗子。欠了大量债务,并影响了在波恩大学时的科研。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躲避债务与改善经济状况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还债,他气食全牛地排满有酬写作与演讲。用了近15年的时间,才将债务还清。此洵为实录,非乌衣故事。精研货币的费雪,高峰时持有的股票市值超过1000万美元,于1929年破产。不能说狼艰狈蹶,但晚年基本靠妻姐的周济度日,住在耶鲁提供的出租房,还欠下75万美元的外债。萨缪尔逊其识甚锐,但在芝大念书时给一数学老师挑选股票,多数在1929年跌得颇惨。征诸史实,有几位干得不错,如坎蒂隆、李嘉图、凯恩斯。可是,凯恩斯也在那次股市大崩盘中蚀尽本钱。配第被称为爱尔兰最大的地主,但来路不正。这是闲话,兹附及。
关于知识分工问题的讨论,兴会为之飞也。已费去不少时间,至此必须刹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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